216年，曹操击败张鲁后再度亲征孙权，夏侯敦、曹仁、张辽、臧霸等将领随军出战，声势可谓浩大，孙权再次出兵力于濡须口，将张辽的部队包围起来，双方的军队再次相持不下，彼此对抗了几个月后，曹操不得不退军，此次战事至此终告结束。

（第二、三次北伐其竞争极其激烈，双方互有胜负，孙权阻滞了曹操的军事进程，客观上也为刘备提供了开创事业的好机会，果不其然，刘备把握住了时机，接下来的几年里进军益州，蜀国逐渐成立。此次北伐孙权因为年青勇敢几次机智地击退了曹操的大军，但也因为年青气盛在围攻合肥时却犯了低级的错误，几乎导致致命，这对孙权来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好在过后孙权能够引以为戒，没有再次犯下同样的过失。而张辽之英勇实在令人佩服，曹操为了牵制孙权，不惜动用张辽等大位大将，最终张辽等人果不负众望，成功地守下了此城。另：也许是罗老先生对江东史不太了解的缘故，关于孙权甚至整个江东人士的功过并没有多提及到，而孙权与曹操长达11年的激烈对抗，罗老只是草草几笔带过，只“收录”了孙权与张辽对阵的那次，然而对这场战争的描写也不够准确，总让后人产生“张辽800兵便全歼孙权10万军队”的错觉，这实在有点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同样赤壁之战中曹操兵败的数量也从历史上的15万“演变”成了演义中的83万，其描写过于夸张之至。演义中对这两场战争的描写只是艺术家的手笔，我们当然不用当历史来看待，不过在这两场南北大战中，周瑜和张辽的智慧与勇敢，我们仍然不可否定。）

    第四、五次北伐发生在217~219年，这时周瑜已病逝，诸葛亮趁孙权北伐时煽动吴境内的山越民族起来造反，以此削弱东吴的实力（站在政治的角度上来讲，海盗我并不认为诸葛亮有什么错误，这完全是出自于政治利益，这不影响我对诸葛亮的评价，更与诸葛亮的个人品德无关）。山越一直是吴国的内忧，吴人与越人之间的仇恨也早已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形成，到了三国时期，越人的生活虽然还停留在了战国时代，但武器打造却变得先进起来。孙权考虑到避免内外受敌，不得不退军回国平息山越的起事。第5次北伐孙权并没有获得多大建树，由于江南尚未开发，环境荒乱，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内乱未平，天灾连连，其实力远远不如北方，经不起连年征战，因此孙权决定生息养国，亲自带头耕农，第5次北伐也以此而告终，等到下一次北伐已是陆逊崛起配合诸葛亮进军中原的时候了。后人说吴国鼠目寸光，对蜀国的国难袖手旁观，这样的说法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相当的片面，没有考虑到东吴的国情与处境，直接就大开金口加以指责，实在非常的不切实际。

（第四、五次北伐孙权再次牵制了曹操的军队，刘备的势力也由此得到了西进的机会。不久后吴蜀关系的矛盾日益激烈，已到达了一触即发的恶劣程度，刘备派兵于公安，孙权向刘备讨还南郡遭到拒绝，一怒之下派吕蒙用武力的方式将南郡强占了回来，吴大将甘宁与蜀大将关羽派军立于江面两边对峙，孙刘关系空前紧张。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孙权派鲁肃前往说服关羽，鲁肃果不负期望，他依靠自己杰出的口才说服了关羽，最终使得孙刘联盟得以继续维持。后世人常批评孙权先挑起孙权联盟的破裂，实际上人们在严重忽略了一点事实，孙权在此次北伐战役前后，并非以图江陵为目标，孙权也为避免孙刘联盟完全破裂作了保留。至于夺荆州，这在政治家的眼光中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荆州无论对孙权还是曹刘二英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地点，谁也不想乖乖地拱手让出。而孙刘二家始终只是“联盟”，是“两家”，而不是“一家”，从这个来看，孙刘之间只是共同的利益，谈不上“手足情深”、“你情我愿”、“同舟共济”、“心心相印”。而站在政治家的角度和立场上来讲，孙权当日“借”荆州，是出于“政治需要”；接着“讨”荆州，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后来“夺”荆州，仍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再后来孙权在向曹操靠拢袭取荆州，亦是“政治需要”，更后来孙权称帝后又捅魏国一刀和诸葛亮遭次联盟，依旧是出于“政治需要”，无论孙曹刘，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这一本质，都是在坚持遵循这条定律而已。孙刘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其联盟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的，并不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家常好友关系。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言：“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与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为防止曹刘走到一起，孙权只有动用弹性外交，刘备亦是如此，而从侧面的角度来讲，孙权不断地攻击合肥，也给刘备攻占益州提供了条件。此时曹操破张鲁后，刘备正在攻打长沙，此期间刘备没有被曹操所攻击失掉益州，这和孙权也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