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乱政以后，各路诸侯迅速组成联军对抗，孙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各路诸侯都大多各有各的算盘，按兵不动。唯有孙坚表现最为积极，一往无前，英勇作战，而且颇有胜绩。汉献帝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冬，孙坚正在鲁阳城东与部下喝酒，董卓的步骑共数万人突然出现，孙坚在席间谈笑风生，命令部众整顿队伍，不得轻举妄动。后面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撤座，引导部队入城，对身边部下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身，是唯恐兵众慌乱互相践踏，这样你们都进不了城了。”董卓见孙坚阵容整齐，不敢攻城，引兵撤退了。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移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东面，董卓派大将徐荣大举进攻，孙坚初战不利，只与数十骑侍突围而出。他常戴红色头巾，就脱下头巾命令亲信侍卫将领祖茂戴上。董卓骑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孙坚得以从小道脱身。不久，孙坚重新收整兵马进驻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攻击孙坚，孙坚大破董卓军，并斩其都督华雄。孙坚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惧，派李傕前来请求和亲，让孙坚列出担任刺史、郡守的亲属子弟名单，许诺仍旧任用他们。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不诛其三族，将其首级悬示全国，则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之和亲呢？”于是进军大谷（今河南洛阳南），距离洛河（源出陕西洛南县，流经河南省西部）九十里。董卓率兵出，与孙坚激战于皇陵之间。董卓兵败逃走，屯军渑池。孙坚接着进军洛阳，又击败吕布。孙坚的骁勇善战让董卓心惊胆战，董卓曾对手下提起：“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刘表、孙坚才是心腹大患。董卓的迁都长安，不能不说与孙坚有一定的关系。进入洛阳后，面对“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同时，孙坚命令部下修复汉朝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开的各王公贵族的坟墓。
    孙坚此番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所谓“忠壮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对孙坚称赞有加。虽然孙坚的某些举动有些“获罪”之嫌，但对其“忠壮之烈”都是毫不怀疑的。
                                （二）
    近来有文章评论孙坚是贼子，笔者认为实在有些牵强。以孙坚一生的作为来看，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点太“抬举”孙坚了。因为通过后面的分析看，孙坚不仅没有贼子的行为，也没有贼子的头脑。其实说孙坚是个贼子，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所谓“匿玺背约”；二是所谓跨境用兵及诛杀官员。就这两个指责，笔者试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约”，典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两个记载，都是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引时加上的。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曰“臣松之以为孙坚於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於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众所周知，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约”之类的记载肯定是看过，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