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这些，笔者只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就够了，合肥之战的历史原貌并非像演义中的那样的，也没有演义中的那么简单，而孙权呢，他的军事才能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将才，但还是过得去了，至少他在水面上的作战能力就要胜于陆战，几次濡须口之战中，孙权也曾有以弱制强过。实际上，孙权更适合当谋略家而不是冲锋陷阵的人物，对此孙策和张弘都说明过。孙策占据江东的时候，孙权也在一旁为兄长出谋划策，孙策对此很是感到惊奇，那时，孙权才13岁。还有就是人们老是指责东吴对蜀国的北伐袖手旁观，这也是非常片面的看法，因为东吴根本吃不起长年累月的出外战事，不停几年下来生息养国，怎么为以后开辟新的战事呢？魏国面对比自己实力弱了许多的蜀国北伐——即诸葛亮兵出祈山，都得承住气忍下来，等时机一到就给予反击，何况经济能力比魏国落后得多的吴国！那时江南才刚刚开发，人口不多，国情恶劣，不利于战事的因素多如牛毛，要求吴国连年征战，这实在很强人所难。
    上边笔者也说过了，“如果赤壁之战给三国鼎立提供了条件，那么5次合肥之战则促进了三国的形成”，笔者也希望各位看官能够用正直的眼光去看待孙权的五次北击合肥，而不要老把思维局限在演义与志里边。（孙权的5次北伐时间发生在208~219年）

    接下来说的是关羽的北伐，对于这场北伐的是是非非，我想一心研究关羽的同仁们比我更有资格作评论，但党既然允许我们言论自由，那我也就发表一下不成熟的观点吧。首先是关羽北伐的时机问题，因为他失败了，所以历来人们批评他“时机不对”，写这一段之前，我去看了一点各网友的文章对关羽北伐的看法，有的认同“时机不对”论，也有不这样认为，而将所有的责任塞在了孙权身上，说“完全是孙权破坏了关羽的北伐”。这些一味地强调谁对谁错的文章让我看了后大吊胃口，不过有争论才有进步，不管对与不对，这样争论法是有意义的。此时我看到了诸葛武侯所写的《浅论关羽北伐的时机》，这篇文章很精简，但却写得很好，也很公正，作者一方面认为关羽北伐“绝非是完全不合时机的”，同时又对关羽的一些缺点作了说明。诸葛武侯列出关羽北伐期间曹魏方面的内部问题，包括“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造反的事件”、“发生了宛县守将侯音反叛的事件”、“钟繇所亲信的属下魏讽在邺城谋反”等等，从而说明了北伐“非完全不合时机”。我很赞同使用这种从双方的角度来观察评论的方式，很有人在评论一件事情时总只是单单看一方面，从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尤其是对手方），而诸葛武侯从双方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场北伐，不管说的是否完全正确，这都是相当好的，即使说的有误也能够比他人来得客观。很多人因关羽北伐失败而将其列为“草包”，这点我很难同意，这种观点大有“以一错掩大德、以一俊遮百丑”的成份，有失偏颇。关羽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北伐最终会失败，实际上还是败给了自己，这些在《三国志》中陈寿也有给予了说明（诸葛武侯的文章又有一处地方写得很好了，原文是“至于关羽的为人究竟为何，由于史书上人材料不多，所以后人大多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做为评论的主要依据。当然关羽的失败也是由于他本人的性格弱点所致。《三国志》中讲：‘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处理不好一些上级间的关系，这种人在现在社会中可谓为最不聪明的。还有‘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这样写道，我认为是比较确当的。”不难看出作者并非人云亦云地认识关羽“骄傲自矜”，而是在经过自己的思考后才对关羽的性格弱点作出了批评）。有些为关羽辩护的人认为责任应该完全归究于孙权，即使关羽和亲孙权，那么孙权迟早也会夺荆州的。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笔者亦认为东吴是不会乖乖地将荆州白白让给蜀国的，即使关羽和亲，吴蜀这场冲突也难以避免，但是要说“责任全在孙权”，那这就大有“推卸责任”的成份。如果关羽和孙权和亲的话，至少能够暂时稳住孙权，从而在北伐期间暂时不会受到东吴的“过度”干扰，像汉朝的时候，景帝就曾运用了和亲的方式暂时稳住北方“匈奴”，进一步地壮大汉朝的军事实力，使得武帝时能够更有效率出击漠北。关羽如果有考虑这一点的话，他就应该这样做，这时候万一孙权在和亲的情况下再“败盟”的话，那么孙权就出师无名了，恐怕将不得荆州人心。关羽没有和亲，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不少人有了指责关羽的理由，容易让人产生“这是关羽先挑起”的看法，这实为关羽的一大败笔之处，污骂吴使，更是不明智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地激化吴蜀矛盾，尤其是在国际场合，这更是只会引起“外交风波”，此外不会有任何好处。而事实上，关羽在北伐期间犯下的毛病绝不仅仅只有和亲这一事儿，如他没经过孙权的同意，就擅自挪用东吴的物资，这对东吴来说简直是污辱，关羽始终对江东人士有着轻视的想法，这不旦暴露了他的又一个性格弱点，也为他日后的英雄末路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