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官吏因姜维几次失败，对他伐魏的战略大发指责，认为蜀国需要休养生息的怀柔政策，而不是主动兴兵。这是十分片面的。战争本身就有风险，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时不会有人选择战争，不是万不得已，姜维会愚蠢到选择战争这个随时都可能送命的方式吗？若他真愚蠢至此，诸葛亮也不会千方百计要招降他，待他这个魏将亲如父子，并把一生所学倾囊相授，临终托之以整个蜀国。何况休养生息的怀柔政策只适用于天下安定之时，例如汉朝初期。而当时的天下却兵荒马乱，两军对峙，千钧一发，如果不分时间、场合地采取怀柔政策，休养生息，松懈下来，势必给魏国提供可乘之机。而且深究他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因为战略的问题，与魏蜀两国兵力悬殊，蜀国经济疲软，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隐匿告急文书不予发兵救援，朝内朝外大臣军官未能及时给与兵力援助等等离不开关系。 
 还有许多官吏还以百姓怨声载道为理由反对姜维，其实这也是十分片面的。自古以来，中国百姓都向往“守田置业”的封建生活方式，然而只要是战争，无论是正义性战争还是非正义性战争，都会对百姓的生活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没有人会对战争毫无怨言。所以仅仅依据百姓心理的好恶来评价一场战争未免太过武断。必要的政策还要推行，必要的战争还要发动，不能只因为百姓的怨声载道就全盘否定。况且，姜维的战略正是为蜀汉人民更加长远的未来着想，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摆脱这荒时暴月，能够真正拥有和平的年代。 
 当那些自命不凡的朝中官吏闭门大谈所谓的“治国之道”时，姜维却在险山恶水间一分分地夺回汉家的土地；当他们在对几场战争的失败品头论足时，姜维却在凄风苦雨中策划下一个攻城的布局。魏国兵力何等强盛，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对抗后，姜维早已心力交瘁，委屈与怒气又长期压抑在心头，于是只差一条导火索点燃矛盾的火花。《仇国论》中“极武黩征”一词恰恰成了这样一条导火索。试想，一片忠心已然千疮百孔，又怎堪再被这样不负责任的字眼深深刺痛？《仇国论》事件成为矛盾的焦点，绝非偶然。 
可《仇国论》事件只是表面现象，摔书的那一刻他心中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委屈与悲伤。他确实委屈。刘备兴汉是因为他是刘姓子嗣，诸葛亮兴汉因为责任不可推卸，而姜维呢？他本是魏将，投降蜀国迫不得已，凭什么为了恢复汉室操劳一生，甚至落的个身死族灭的凄惨结局？昏庸无能的阿斗是扶不起的，诸葛亮一死，偌大蜀国放眼朝内朝外，论兵法武艺，论治国之道，论军功威信，论盛名声望，有谁能及得上姜维？以他的那种济世之才，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废帝自立为王，做第二个曹操或司马昭；退一步讲，他也完全可以积累权势，在朝中过养尊处优的舒适日子，凭什么要连年在外风餐露宿、卧雪爬冰，还招致魏人的怨恨和蜀人的非难？他选择前两条路条件绝对允许，可他没有，只为报诸葛亮一片知遇之情，他选择了光复汉室这条最艰苦的道路，甘心背负一身屈辱，宁愿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在洮阳之战前夕与廖化的对话中道出了他的心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为国也，吾今八次伐魏，岂为一己之私哉？” 
 可恼的是，他的一片忠心换来的却是后主刘禅的疑心，几番辛苦努力因刘禅的轻信谗言而付诸东流。第一次是在祁山之战时，他杀得魏军大败，士气正旺，准备乘胜追击，身中四箭的魏大将邓艾敌他不过，仓皇撤退，就想了个歪招，派奸细买通后主刘禅最宠幸的宦官黄皓，散布流言，诬陷姜维怨恨天子，不久就会投降魏国。刘禅竟然真的上当，立即下诏令姜维退兵回朝。为表清白，姜维只好退兵，回成都见刘禅问明原因，得到的却是刘禅不痛不痒的搪塞，他当即明白刘禅中了邓艾的反间计，使他失去了这次足可以扭转战局的机会。对于一个用兵之人来说，这种功败垂成的惋惜与懊丧无疑是切肤钻心之痛。第二次更加可恨。右将军阎宇身无寸功，只因对黄皓阿谀奉承就爵位加身，听说姜维再次统兵祁山，就游说黄皓对后主说：“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后主又一次听信了谗言，宣姜维班师回朝，一日竟下了三道诏令，可谓是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宣岳飞的前传。姜维只好扔下军务，又回到成都晋见后主，却吃到了闭门羹--刘禅竟一连十日不早朝。待他打听到又是黄皓作祟时，怒发冲冠，欲杀黄皓，但想起诸葛亮托付自己的重任，为大局着想，终于还是忍住了。在后主与黄皓欢饮作乐时，流着泪劝谏后主远离宦官，莫蹈赵高、张让以至汉灵帝的覆辙，谁知后主却处处回护黄皓，反而责怪姜维不容人。秘书郎郤正知道黄皓决不会罢休，姜维祸不远矣，就劝他屯田避祸，姜维愤恨不平，但有冤无处诉，只好听郤正的计策，带着一身冤屈满腔义愤，前往沓中种麦去了。后人有诗叹蜀汉亡国曰：“黄皓终存欺国意，姜维空负济世才。”一个“空”字，更是将姜维的这种冤屈刻画得淋漓尽致。前有乐毅伐齐遭间阻，后有岳飞破敌被谗回，呜呼！伯约之冤，可悲可恨，可惜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