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对孙吴儒学士人代表张昭的嘲弄。张昭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士大夫，对孙吴早期立国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人严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礼法之士，他常对孙权的轻脱之举如酗酒、射猎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于是孙权、诸葛恪一再设计嘲弄他。《三国志·诸葛恪传》载：“（孙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麾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注引《江表传》又载：“尝有白头鸟集于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诸葛恪之所以一再戏弄张昭，主要目的是为了冲击礼法，嘲弄神圣[3]。
　　其三，在外交活动中与蜀国使节以言辞相竞。吴、蜀联盟，不断有使节往来。在接待蜀使过程中，诸葛恪常受命嘲难对方。《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 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费祎聘于吴，陛见，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4]又，《三国志》恪本传，“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恪以此开释孙权对自己家族的疑虑，同时羞辱蜀使。
　　其四，插浑打科、恶作剧式的戏笑。《三国志》恪本传注引《恪别传》载：“恪尝献权马，先媰其耳。范慎时在座，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世说新语·排调》：“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座大笑。”
　　不仅诸葛恪如此，其弟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三国志·诸葛瑾传附子融传》载融袭瑾之爵位，并领兵驻公安，他与将士十分融洽：“疆外无事，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由此可见融之日常生活相当自由、少节制。关于融之文化倾向，本传注引《吴书》又载：“融字叔长，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性宽容，多技艺，数以巾褐奉朝请，后拜骑都尉。”融之轻脱与其兄不同，他虽不长于口辩才捷，但他表现在“多技艺”（各种游戏）和“骄乐”、“奢绮”上。
　　正史和小说等材料对诸葛恪、诸葛融兄弟的这方面记载如此集中，说明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确实有这方面的表现。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些材料并未引起重视，即便说起，也仅以趣闻轶事视之，少有人予以学术上的关注和剖析。特别在偏狭的礼法之士看来，他们更以不经之论加以鄙视、斥责。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四《诸葛恪传》引“或曰”论此云：“凡此诸事，皆口给御人，或抵辱大臣，或启衅邻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为笑，人道无复可论矣，何足以辱简牍哉！史家无识可笑。”这代表了绝多数正统儒士的看法。卢弼于此下案云：“史家美恶兼书，以昭劝惩，‘或说’失之。”卢弼虽以为史家可以记载这类事情，但对事情本身也并不赞赏，目的在于“劝惩”。这都是站在卫道的立场上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