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载“吴太傅诸葛恪以初破魏军，大兴兵众以图进取”，嶷谓诸葛亮子瞻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不为晚，愿深采察。”他们都看出孙权集权苛政弊端丛生，以为诸葛恪只有改变孙权的“杀生赏罚，不任下人”的状况，争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根基”，否则，“其亡可待”。后来事态的发展，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综合全文所论，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人士后进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辩论难与敏捷的应对之才，深得孙权的喜欢，成为孙权重点培养的人物，并终在孙权死前得为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强化自己的权力，他急于树立威望，于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一再大举北伐，不仅频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几倾全国之力，引起孙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于是最终导致兵败于外，政亡于内，其家族在敌对势力的政变中遭到覆灭性的打击。通过对诸葛氏家族在孙吴的兴亡史的考察，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了孙吴政治历史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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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天问
--  发布时间：2005-2-5 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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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家族之间通婚对门第十分有讲究，而彭城张氏与琅邪诸葛氏联姻，说明诸葛氏门第的上升。《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附子承传》载承丧妻，“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孙）权闻而劝焉，遂为婿。生女，权为子和纳之。”张昭为汉末徐州名士，避难江东，南北共尊，其门望显然高于诸葛氏，他主动与瑾结姻，这是对诸葛氏家族门望的肯定。可以说，正是由于诸葛瑾的活动，奠定了其子弟在江东发展的基础。
[2] 关于孙权父子之阶级出身及其轻薄言行，拙文《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刊于中国**《汉学研究》2003年上半年刊）一文已有较深入的考论，敬请参阅。
[3] 孙权此举，也有政治上的目的。张昭是孙吴元老重臣，性格刚直，常在一些重大军政决策中与孙权发生冲突，有时弄得孙权很尴尬。因此，孙权、诸葛恪如此戏弄他，显然有报复的意思。
[4]《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载蜀使张奉使吴，以阚泽之名嘲笑泽，泽无能应变，综反嘲曰：“蜀者何也？有犬曰独，无犬曰蜀，横目苟身，出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吴邪？”综应声答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皆笑，而奉无以对。可见综也以机敏善言著称，与诸葛恪同类。
[5]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6页。
[6] 《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
[7]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8] 关于诸葛亮的思想文化气质与特点，拙文《蜀汉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刊于《江海学刊》2002年第二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敬请参看，此不赘。
[9]《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登传》注引《江表传》。
[10]《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登传》。
[11] 关于恪为太子宾友且为孙权所重的情况，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一》引刘氏《小说》：“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君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这实际上是孙权有意提高恪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