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需要对已知史料的价值重新认识。新史料的功能不是无限的,大量的研究工作毕竟还应建立在已知史料的基础之上。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对这些已知史料有个重新的价值评估。我们注意到,在以往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对文献资料的使用并不充分,可开发的空间仍很大。譬如关于这一时期的碑铭墓志,前人已做过大量的汇集整理工作,相关的出版物很多。然而,不少学者在运用这些资料时,基本路数仍不出传统的“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两途。这种思路把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放在史书上,却忽视了金石材料的自身价值。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就已开始利用碑铭,结合文献,探讨前秦至隋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分布的情况,揭示了史书失载的一些历史现象。近年来,侯旭东搜集到1600多种五六世纪北方造像记。他以此为基本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当时北方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状况。这些材料的可贵之处,一是造像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和真实的吐露,非如文献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二是参与造像活动的人范围极广,除少数官吏和僧人外,绝大部分信众不见于史传。其实,碑铭之外,一些习见的文集专著、地志农书、梵典道藏、诗歌辞赋、志怪小说等,都蕴藏着大量珍贵的史料,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对于正史,也可用新视角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有的学者提出,有时新眼光“本身也意味着新材料的发现”,以新眼光看旧史籍,就可以从常见的书中读出大量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最好的实例,是田余庆近年来发表的几篇北朝史文章。如他发现《魏书·乐志》中的“真人代歌”具有“史诗”特征,于是以此为线索,条理了《代歌》与《代记》、《魏书·序纪》的传承关系,从而对北魏一代史学衰微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第二,继续深化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所谓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都是相对而言的。宏观研究贵在会通,是从大处和远处着眼观察这一断代的历史地位。微观研究主要是对这一时期社会本身的某一细节进行剖析,或是探讨一些无法置于宏观研究范围之内的课题。两者中,微观研究可以视为宏观研究的基础,宏观研究乃是微观研究的最终目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课题的日趋细化,已成为近年来一道很显眼的学术景观。这当然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无疑是学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我们认为,在学术氛围普遍浮躁的今天,这种脚踏实地、甘于寂寞的学风是应该得到大力提倡的。学者的努力已有了相应的回报,在大族个案、职官品位—职位和地域社会等类研究领域,成效尤为突出。以大族个案研究为例,十几年来学者关注的对象,几乎遍及南北士族,而现在学者则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地域性豪族集团之上了。显然,这种对不同类型的大族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精英集团的基本状况、演进脉络以及历史作用。不过,过于细化的研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选题的杂乱和琐碎,随意性较大,难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是目前大族个案研究的一个通病。于是,“便出现了一批‘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长编……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本应丰富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但一些研究却背离了社会史对于社会的全景描述和理解,重新落入了以婚宦论士族的窠臼。”④另外,过于细化的倾向,还会导致“研究者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的后果(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语)。质之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则是老一辈学者所关注过的重大问题,年轻一代对此已经失去了兴趣,而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又缺乏宏观的力度。本来,同老一辈学者相比,中青年学者在史料功底和理论思辨能力上就相对存在着欠缺,过早地埋头于琐细的局部问题之中,则很难成大器。毕竟在中青年学者中,能够写出如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和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等宏篇巨著的人还是太少了。所以我们认为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追求更为宏观的考察,可能是新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实现总体突破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