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止战疏〉的三国文学地位》

作者: pwjaiwo   发表：blog.readnovel.com/article/htm/tid_846195.html

　　（注：本文纯从学术角度来探讨《止战疏》是否具备作为三国文学的代表作进入国家课才的资格，对于近期“止战疏事件”不作任何讨论。）

　　某胡老教授认为《止战疏》优于《出师表》，自有其观点，如今网上沸沸扬扬，多有议论。禀着找出他本人的实意这一想法，去了胡老在新浪的部落客一游。大致观摩一番，知其为人和所想，不过区区后进，不宜当众评论先生。所以还是仅就《止战疏》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讨论。

　　单从内容来说，止文着眼于停战生息，出文则相反。拿着出发点不同的文章来评价其目的和社会影响，可以说无论狄摩西尼再雄辩，也会不攻自破。盖因二者立场不同，所想不同。因此除了文学价值，两文并不可多做比较。而对于文言文，我一向秉持的观点是当今的大陆，没多少人能真正看得懂了。与其今人指手画脚，不如看时人的评价，特别是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评价。想必，说陈寿文言文功底，特别是对东汉末年及晋初的文学的理解水平比今人高，是不会有异议的。故看陈寿为其二人做的传，就大致可知是其高下。

　　在《钟繇华歆王朗传》里是这么评价的：“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因这三位都曾做过魏国的三公，故陈寿将他们放在一起，由此可知，纵在这三位当众，华歆的文才尚非第一，就更别说《王卫二刘传》里那些被公认为才华横溢的人了。可见，拿华歆的文章来当作三国文学的代表作放进中学课本，不仅诸葛亮不同意，连魏国都不大会有人同意。

　　且看《诸葛亮传》，我们发现陈寿为其文章专门做了集录，收于文后，并为之上表，说明替原因是“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可知陈寿是希望通过拍司马炎的马屁来替诸葛亮保留文集。为何要替他保留文集呢？因为“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这种心怀国家的高尚情操到了胡老的眼里却成为图谋夺国的阴险心理，实在奇怪。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陈寿不觉得，为什么两千年后的胡老就能凭陈寿的文章看出端倪来？难道现今还有人看见的资料比陈寿多，接触的风评比陈寿直接吗？这是外话，也不宜多说。但是，从特意为诸葛亮集录文章的行为可知，诸葛亮的文才，至少时人认为是好的。不然为何在仅三十五六万字的《三国志》里专门收录了这么大堆文字呢？如果文才差，读者看了是会笑话的，对于陈寿来说，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出师表》又是被公认为诸葛亮的代表作之一。因此《出师表》的文学水平应该比《止战疏》高。

　　说了这么多，都是讲时人的看法，那么究竟文采上孰高孰低呢？我们再来斗胆比较。先看止文，行文立意可谓简洁有力，了了数语就点出征战的弊大于利，不失为一篇好的谏疏。但是在用字上没有新意，即不能让读者特别振奋的看点，也不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典故。而且行文过于简单，给人感觉是华歆匆匆之作，可谓平凡。总体上说，是理据而文乏。再看出文，实话说，颇有点繁复，但基于是诸葛亮对于刘禅这个小皇帝独自执政的担心而作的肺腑之言，就可理解繁复是有所思而言之。而其行文流畅，排比得体，又能减少这种繁复感。用赋来举证，又显得层次鲜明，措辞有力。而“亲贤臣，远小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等语又能流传后世，可见历来文人都是颇为激赏的。当然，关于《出师表》的文学水平，历代文人的点评会比我更深刻，这里就只作简单的对比。因此拿止文来替代出文，在文学层面上就说不过去。

　　再从社会价值来说，胡老言之凿凿说止文提倡民生，出文暗示暴力，所以应该选止弃出，其实可以说是胡涂之说。《止战疏》成于太和四年，乃曹真受大司马一职后，为建功立勋讨伐蜀国，后因水灾，华歆上疏力止此战。故其明显是为了阻止这次征伐而专门提出，并非是华歆向来有反对战争。故言止文重视民生，就显得片面，应该说华歆强调的只是太和四年的民生。为何做如此一说呢，我们来看看太和四年发生了什么事，就可以明白无误。在《止战疏》的下面就明确说到了：“帝报曰：‘君深虑国计，朕甚嘉之。贼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弊，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在曹睿认同的回复之后，点明了当时是秋季，下了大雨，这个客观实时。而这次大雨有多大呢？在《明帝纪》里有记载：“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几乎可以说，除了冀州地区之外，魏国全国都在面临水灾。在丰收的季节下大雨水，农田就会被淹没，如果此时再远征蜀国，那么以曹魏的屯兵制而言，不仅要少了一年的粮食储备兼且严重削弱士气，这样就会影响接下来数年的战斗力。因此华歆在疏中说到：“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此话是全文的重点，起承上启下之功。他说到了征伐会失农桑，而不可忽视的是，这里提到了具体时间“今年”。如此就非常明白了，华歆上此疏的确是因为太和四年的水灾这一特殊事件，而非抱着长远的观点，不然陈寿也不会在后面专门写到“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关于太和四年这场大雨，别说研究三国历史的专门人士，就是稍微看过演义的人都非常熟悉。弃而不谈，只片面的强调止文本身的内容，这是断章取义的行为，应为学人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