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记载在讲一件事情：吴郡太守许贡被孙策杀害，在孙策落单期间，许贡的门客暴起刺杀了孙策。时间就是建安五年。
     孙策之死，与郭嘉的预言有什么因果关系？他的死与那场决定天下命运的官渡大战又有什么样的联系？
     统观全局，纵横比较，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些别样的风采。
     建安十三年，曹操做了一件“好事”，他把远在塞外的蔡琰重金买了回来，蔡琰就是著名的蔡文姬。曹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蔡琰的父亲与曹操是莫逆之交，此人就是汉末著名的文学家蔡邕。
     蔡邕早年任职中央，后来官运不济，远走江湖，离开了庙堂。他去了哪里呢？他去的地方就是江东，吴会之地。在那里他一住就是十二年，直到汉初平六年，他才离开。这十二年间，他与当地文士、郡守、士族交往颇深。（注一）
     这位蔡邕大人与曹操关系莫逆，他与孔融也是好朋友（注二），而孔融与孙策迫害的盛宪是拜把子兄弟（注三），这样的关系虽有点复杂，但也不费解，想来看官您应该可以从中看到曹操与江东的那点渊源。
     当然，如果说凭这点东西不能断定孙策得死与北方曹操集团有什么必然关系，我也赞成，毕竟互相交往不能说明政治利益。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看看下面一则故事：
     一个人的祖父官至吴郡太守，汉末大乱，他远避吴郡，在太守舍中，他看到了祖父的画像，结果当场大哭。
     这个“好孩子”是谁呢？他就是曹氏的“千里驹”，曹休同学！
     或许曹休的祖父做吴郡太守已经“年代久远”，无可考证，但是，他与当时在任的吴郡太守盛宪或许有某种关系（他们也许是曾经的上下级，正如盛宪与许贡）否则在太守官邸何须悬挂前任太守画像？
     在此，还有个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番：曹休北归的时间《三国志》的记载或许有误。《三国志》称：以太祖举义兵，易姓名转至荆州，间行北归，见太祖。太祖谓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
      按《三国志》的记载，曹休的北归时间应该是初平元年，因为那一年曹操正式“举义兵”。但我认为，不对！
     曹休的北归时间应该是:建安年间。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曹休若在初平元年北归，何必“易姓名转至荆州，间行北归”，他何不直接取淮南，走豫州，唯一的解释就是：淮南不通。而淮南不通的时间恰恰就是建安年间袁术称帝时期。其次，《三国志》既称：“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那么我们看看初平元曹丕多大，那一年“伟大的魏文帝”不到三岁，我更愿意相信建安年间十岁的曹丕和十余岁的曹休“同止”。最后，其实有许多记载在孙策到江东前，名士是趋于南下的，反而在孙策袭破江东，袁术称帝后，一大批名士选择了逃亡。比如许靖逃到交趾、徐奕更名换姓、何夔仓皇归乡等等，曹休很有可能也是在孙策袭击江东期间逃到北方的。后来，韩当的儿子韩综就是投降了曹休。当然，曹休何时北归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证。此处权作一番探讨。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北方的曹操集团，与江东的士族集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靖寄寓交趾，发书结曹（注四）；许贡曾献计曹操整治孙策（注五）；这中间的林林种种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完的。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曹操集团和孙策之死的联系，那么下一条历史记载则表达的更加直观：
     《江表传》记载：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登即瑀之从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馀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