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寔“德冠当时”。陈登曾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20]。郑康成“经传洽熟，称为纯儒”[21]。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 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22]郑康成在诫子书中反复强调：“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23]。孔融深敬康成，称其为“仁德之正号”。[24]通过卢、陈、郑三大名儒的教诲，使得儒家思想仁爱、忠义、德行情操等，对刘备一生影响颇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荆州，刘备南撤，操急追。荆州人众投刘备者10余万，辎重拖累，日行十余里，或劝曰：宜避开人众，“速行保江陵”。刘备说：“夫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25]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见其所以得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头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事，不亦宜乎”！[26]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刘备病笃，遗诏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又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27]。这个遗诏古往今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弦，而为之掩卷叹息。刘备以帝王之至尊，临终弥留之际，对继位者，对亲人，对大臣，对国家，一字不沾权势利欲，而是谆谆教诫其崇善、弃恶、尚贤、明德，而且自谦自责，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质的最高修养，是绝对作不到的。刘备临终遗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国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众多章王中，只有他一人。所以陈寿高度评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诫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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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三国志·魏书》卷7《吕布传》附《陈登传》。《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2]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3]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4]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5] 《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鲁肃传》。
[6]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三国志·魏书》卷22《陈矫传》。
[7]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8]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9]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10]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11]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12]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三国志·魏书》卷22《陈矫传》。
[13]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魏书》。
[14]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15] 《后汉书》卷64《卢植传》。
[16] 《后汉书》卷64《卢植传》。
[17] 参考潘民中《<刘备“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事考>补正》见《许昌师专学报》第19卷6期。
[18] 《三国志·蜀书》卷3《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
[19] 转引自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
[20]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
[21]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2]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3]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4]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5]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26]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
[27] 《三国志·蜀书》卷5《诸葛亮传》载《先主遣诏》。
[28]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评论。
（四）人格魅力
关于蜀国贤相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取向的忠实执行者。大家公认，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明”。[1]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说：“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无开国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无治世法术，这四者兼备的，唯有诸葛亮一人[2]。我们曾将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业，归结为三点：修身善德，尽忠为国，虚心纳谏，廉洁奉公，严明法纪，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为实现国家民族统一、国富民安的远大理想，“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为国家民族益利而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3]。诸葛亮崇高的精神风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论，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国、治军、用兵、明法等丰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过于他对国家、对居主、对家人、对同僚、对下属、对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爱心。正是其博雅深切的爱心，给人们心灵深处以极大的撞击和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