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当时刘备大败后，军队离散，寄人篱下。而曹操为中原两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统一中原。他对关羽又封官拜爵，赏赐有加。而关羽仍离曹归刘，说明他不为高官厚爵所诱，更显其对刘备的忠义，可贯苍穹。其二，绝不因其对刘备的忠义弥笃，便置曹操的厚爱于不顾，决心要报效而后去，并说到做到。这又表明他不是专注忠义于一人，而是以忠义为立身行事的根本。所以宋代唐庚说：“关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以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至于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这是“战国之士”所作不到的[6]。其三，关羽对张辽讲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诚心感人。这便是吕蒙称赞关羽的“斯人长而好学，梗亮有雄气”，[7]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其四，他特将曹操给予的一切“重赏封还”，分文不取，“拜书告辞”。[8]不为名利动心，不为封爵絷情，这又表明关羽为追求既定的志向，视名利为粪土的高贵品质。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怀，为关羽忠义所感，让其离去，以成人之美。故斐松之评论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义，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9]。 

唐礼部尚书虞世南颂关羽：“利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古今绝”。[10]明代程敏政《读将鉴博议》引戴溪言：关羽“古今称之者，以其忠义大节，足以仰高于后也”。[11]元代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文指出：“昭烈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而诸葛亮则始终守一忠。蜀汉君主、文武领班者三人所守仁、忠、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12]仁者，讲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讲博爱，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爱心。忠者，指对君主、国家、民族忠诚。古代君主和国家是一个概念，故当时臣僚常把君主称国家。[13]精忠报国，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义者，讲正义，请情义，指维护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种人间真情。刘备甘愿与10万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现其崇高的博爱精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贯日月，关羽义薄云天。仁爱、忠诚、信义这三者，在封建制时代，虽说具有不同的阶级内涵，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讲，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义。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上述蜀汉最高领导层三个代表人物，其立身处事既符合我国主体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又基本上体现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正由于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常常称赞仁爱、仁慈、博爱、爱心；忠心、忠烈、忠诚；忠义可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义不容辞、仁至义尽等合理正确的行为准则。虽然时代不同，含义也有别。但历史文化不能割断，新旧历史文化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诸葛亮和关羽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为神灵，其缘由尽在于此。尤其是关羽，他除了忠肝义胆外，还具有骁勇善战，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光辉形象。因而在宋元以后封建制后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逐渐趋向激烈的形势下，无论封建统治者或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一种趋“人间的力量”来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宁，人民的生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尚不发达时，人们有着软弱的一面，当人力无法克服自然力或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14]这时人们便造就了神这种“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5]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关羽这位在众多武将中，其忠义至醇、神勇超人、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优势，因而被人们选中了作为一种超人间力量的神灵，而加以顶礼崇拜。同时，忠义、护国、神勇、灵佑、保民、绥靖、伏魔、宣德等一顶顶桂冠，不断地加在他的头上。北宋以后，历代文人学士的关庙碑文和诗词，都是集中歌颂其忠义神勇，保国佑民，以及抗御外侮，躯散邪恶。即所谓：关羽“亘万古而为神”，[16]“佑我皇明，亿万年祗”；[17]“旌善诛恶康黎元”。[18]“镇抚海澨，再战歼倭”[19]等等。以此作为保卫国家民族，以及维护人民利益的一种支撑力和精神安慰。当科技进步，人间力量能够征服自然力解决社会矛盾时，属于“超人间力量”的神，也就自然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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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2]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3]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注引《傅子》。 

[4]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5]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6] 唐庚《论去曹》，见《三国杂事》卷7下至卷8上。 

[7]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8]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9]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注引。 

[10] 《武安王集》下《艺文》卷2引《鸟磁鼎铭》。 

[11]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58《杂著》。 

[12] 刘备、诸葛亮用兵治国则兼用儒、法、兵三家，而且刘备曾因拘泥于某些儒家思想，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失去一些良机，此属另一问题， 不赘。 

[13] 《资治通鉴》卷62，《汉纪》卷54献帝建安二年：曹操答孔融曰：“此国家之意”。胡三省主：“国家，谓（献）帝也”。参考《三国志·魏书》卷18《庞德传》。 

[14] 《马克思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页。 

[15] 《马克思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67页。 

[16]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02《汉寿亭关壮缪侯赞》。 

[17] 《牧斋初学集》卷82。 

[18] 《逊志斋集》卷22。 

[19] 《牧斋初学集》卷27。

[转自lang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