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为什么“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且“护军勿得与战。”
乐进与李典还有张辽三人关系一直不好很久了，导致“进、典、辽皆素不睦”可能是性格和出身。
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太因为出身而排斥身边的人，这就是“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可是当时门第关系很浓，封建制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森严的等级。这些等级观念虽然很多都是不合理但是当时被人民普遍认同和遵循。
李典的性格是“不与诸将争功”，“好学问, 贵儒雅, 敬贤士大夫”。 张辽民风尚武的并州生人，又和关羽那种“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的人为兄弟，自然不和李典对路。当初曹操能够崛起和李典的父亲李乾有很大关系，李典之兄李整也为曹操立了很大功劳。曹操记着李家的恩，当时连李典自己都对曹操说：“典驽怯功微, 而爵宠过厚。”这可不是客气话。李典因为把部曲宗族一万三千余口迁居邺城而升破虏将军，这自然就会招来提着脑袋为曹操打天下的张辽和乐进的不满。
乐进出身行伍，当过“陷陈都尉”，“先登数有功”，尽管《三国演义》里的乐进并不出彩，但是历史上的他可是和高顺一样的人物。乐进是从头到尾都跟着曹操的，可能对张辽这种投诚过来的人不是很看得起。
史书上都是“进、典、辽皆素不睦”，曹操估计也不会不知道他们关系不好，所以就有“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
乐进可是“陷陈都尉”，怎么曹操又会让“乐将军守”呢？这和乐进是主将有关系，而且“护军勿得与战”就是对这次突击失败做好防备，当初牛金的突击就是失败的。张辽若陷在敌阵内当年的“陷陈都尉”也一定会和曹仁一样出城援救。可是张文远不是牛金，他带的虽然是八百人，但牛金带的是三百骑兵。他带的是八百步兵而非并州骑兵，证据是“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兵书《六韬三略》有云：“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而且三国时代的骑兵是没有马镫的，所以骑兵的训练比步兵严酷很多，战斗力却比有马镫强很多。《六韬三略》的具体创作年代不明，据考证是东汉人所作。由于东汉没有马镫，所以没有马镫的骑兵同样是“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我们可以这么看，牛金三百骑，张辽一百骑。牛金三百骑要人去救而张辽反之，这当然不是说牛金没有用，而是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张辽打的是一场敌人没有准备的战争，这就是曹操所说的“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的效果。
另外交代一下，《三国志》里的张辽所说的话和《资治通鉴》里张辽所说的话略有不同，《资治通鉴》的内容更丰富所以本书取用《资治通鉴》。
张辽的兵器在演义中是长刀，历史上是戟，“辽被甲持戟”。戟的问题在吕布篇有作答，此处不表。
张辽先发制人后开始固守城池，合肥防御工事本就坚固异常，曹军军心大振吴军却尽失锐气，十万大军连续围攻合肥十余日而不克。在这期间军中还疾病流行，孙权无奈只得撤兵。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张辽发现孙权走后竟然带着步兵骑兵出城追击。孙权这时“兵皆就路”，他自己和凌统、甘宁、吕蒙、蒋钦、宋谦、潘璋、徐盛等人和“车下虎士”千余在逍遥津(今安徽合肥东)北被张辽袭击。又是一次意料之外的突袭，孙权“诸将不备”，见势不妙便“使追还前兵”，而“兵去已远，势不相及”。
蒋钦力战、宋谦带伤走、徐盛被创失矛退走、潘璋在后面看见逃兵便驰进，横马在前斩宋谦、徐盛手下的两个逃兵，才“兵皆还战”、吕蒙以死捍卫、陈武阵亡、孙权亲自射箭、甘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并历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凌统率亲近的三百人陷围，用力扶着孙权冲出包围。孙权逃至津桥却发现桥已经被曹军毁了，丈余宽的河面上没有一寸桥板。孙权部下谷利让孙权“持鞍缓控，利于后着鞭，以助马势”孙权才“遂得超度”。凌统回军再战，左右三百死尽，凌统所杀的曹兵有数十人，估计孙权脱险自己才回来。无桥的绝路凌统披甲带伤潜入水中的过去了。孙权见到凌统十分惊喜，凌统却因为亲近的人没有一个回来而万分悲痛，“悲不自胜”。孙权用袖子拭去凌统的泪说：“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加倍给予兵力。对于陈武的临战阵亡，“权哀之，自临其葬”，并以其爱妾殉葬。事后孙权入船大宴，部下贺齐从席位上下来哭着说：“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致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之戒！”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已刻心，非但书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