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见《诸葛亮传》）。也就是说，如果单从作战所受到的损失来看，魏军所遭受的损失要远大于蜀军所受到的损失。诸葛亮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面对强大的魏军和由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等魏之名将及所构铸的坚固防线面前，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性的进攻，并能给魏军予重创，极大程度地消耗了魏军实力，实属不易。还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和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羞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畏虎”和“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而司马懿曾说过“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见《资治通鉴》卷74景初二年）况司马懿并非不想消灭蜀军，且他曾两次令魏军追赶南撤的蜀军，但都无功而还，反而赔上大将张合的一条姓命。若以此观之，说诸葛亮用兵平庸，实难令人信服。
　　　　诸葛亮的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败。因为失败和未能成功还是有区分的。诸葛亮在北伐中，做到了“夫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而且战争本身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的（《孙子兵法。军形篇》）。从南征算起，到诸葛亮星落五丈原结束，诸葛亮一共才打了近十年的仗。在这十年时间里，诸葛亮虽说战功不著，但终无大败。反观曹操，曹操在其最初用兵的十年时间里，虽说胜仗打了许多，但败仗也打了不少。而且有些败得还相当的惨，好几次差点把命都给丢了。而诸葛亮在第一、第二次北伐中受到挫折后，并未一獗不振，相反吸取了作战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始终未给魏军以可趁之机。再看曹操，他倒是在一征张绣时，对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说到“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见《武帝纪》）。可结果呢？曹操在二征张绣时还不是照样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上了吗？不等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吗？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犯一次错误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再犯同一种错误，那他就有点问题了。诸葛亮即使再能用兵，只给他短短的十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北伐事业？要知道曹操在官渡之战后消灭十万袁绍军，且袁谭、袁尚又兄弟不和，但曹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用了八年时间来统一河北。况且诸葛亮所面对的对手，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而言，要战胜其的难度都要比曹操平定河北来得高得多。诸葛亮在各方面都不利于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又伺机给予对手以重创，胜负相当且从某各意义上讲胜还占得上风，仅从这点来看诸葛亮已尽了人为的最大努力了。而身为大军事家的曹操，他在诸葛亮尚未辅佐刘备之时，已经称霸中原，而当时的刘备尚无寸土之地。后及诸葛亮出山，曹操不仅未能消灭劲敌刘备，成就统一功业，反而令其一步一步取荆夺益，建立蜀汉基业与自己分庭抗礼，鼎足三立。若以此观之，曹操之军事能力未必便能高于孔明，且军事成败离不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综合素质等因素影响。单方面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来推断孔明拙于用兵，实非定论也！
　　最后再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若干补充。 
　　
　　　　第一，诸葛亮所指挥训练的部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诸葛亮传》里记载道：“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又道：“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中又说到“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而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这些都讲到诸葛亮的军队纪律很好，不随意杀人和搔挠百姓的生活起居，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滥杀之举。因为诸葛亮在治军过程中，讲究注重“教化”。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教令》）诸葛亮治军，其军法军纪甚严。诸葛亮认为对于像“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误军”、“乱军”这七种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的表现，必须处于斩刑。（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斩断》）。在严明军纪的同时，诸葛亮又强调赏罚必须分明，他认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主张“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赏罚》）正因为诸葛亮重教化，严军纪、明赏罚，才能建立起一枝号令统一、纪律严明、勇于战斗的作战部队，使得10万蜀军在魏境中始终来去有序、进退自如，“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