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相背的问题。在三国鼎立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形势相对比较复杂，而当时效忠于汉室，仍不失为一面号召民众的旗帜。所以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则居汉室正统奉衣带诏讨贼，而孙权为汉室去残涤秽，三家都能在群雄割据，错踪复杂的形势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兴复汉室”这面旗帜的号召力，就越来越小了。曹、刘的相继称帝，已经无法再简单地去区分谁是所谓的国贼了。到了公元229年吴蜀订盟之后，“汉复汉室”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号召力，而逐渐转向了一种“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的观点。因此，战争的性质也没有什么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魏蜀吴三方都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国家，哪一家的综合国力最为强盛，哪一家就会得到士大夫和民众的支持。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所讲到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这是刘备集团若想兴复汉室，所必须据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群众基础。而在诸葛亮的历次北伐中，除了一出祁山时，造成曹魏关中震动，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其余数次北伐，始终得不到曹魏士民的有力响应。而强敌曹魏在历经孙刘两家彝陵之战实力都有所削弱后，实力显得越发强劲。蜀汉与东吴虽然在双方订盟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频频东出西击，但双方又都盼望对方能替自己于火中取栗，难以造成曹魏真正意义上的两线同时作战。对于当时实力最为弱小的蜀国来说，此消彼长，北伐的成功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了。 

　　最后，再看看两国的人才将帅。三国之中，以蜀国人才最少。袁子说过蜀国“小国贤才少”、“良将少”；孙盛指出“蜀少士人”；陈寿在谈到蜀国人才情况时说到“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习凿齿在对诸葛亮杀马谡时，所持有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观点，也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再看曹魏方面所派出与蜀交战的对手，个个皆智勇兼备，谋略过人。以前看过不少人一直认为“司马懿政治斗争是一把好手，战略上尚可，带兵用兵，未必比孔明强多少，”这里显然需要指出一下，司马懿是一个极富有军事韬略，善于用兵的强劲对手。说司马懿军事上运筹帷幄，机谋应变的才干，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件是司马懿攻杀新城太守孟达之事。孟达在按照常规逻辑估算魏军将在30天后到达之时，司马懿得到孟达叛魏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倍道兼行，仅用短短8天的时间便兵临孟达城下，16天攻陷新城，杀了孟达一个措手不及。另一件是司马懿征伐辽东太守公孙渊之事。司马懿正确地分析了公孙渊所能采取的抵御措施，顺利攻破了襄平，杀死了公孙渊，平定了辽东，如期完成了魏明帝所赋予其的使命。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司马懿料敌之智，用兵之法。张合，“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见《张合传》）。郭淮，“方策精祥”（见《郭淮传》）。曹真也是一位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指挥将领。桓范曾称赞其为“曹子丹佳人”（见《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可见其也是谋略过人的。陈寿说道：”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正是因为曹魏方面有着像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这样的强劲对手，使得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总是难以得到有效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