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长江无尽 

建安二十四年，天下风云变幻，正当三分势力重新洗牌之重要关口。在刘备集团咄咄逼人，而曹魏屡遭重创，疲于应付的大势下，倘若孙权集团举兵北伐，乘虚而入，则大有可能扭转天下九州，吴蜀各保一州之被动局面，使三家实力对比渐趋均衡。然而，在这一十字路口，孙权剑锋所向并非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曹魏，却是难兄难弟的刘蜀。 

以大局而言，三国鼎立，一超二弱，吴蜀两家惟有取之于曹魏的利益方是利益，取之于曹魏的胜利方是胜利，削弱曹魏，才可根本改善两家的战略形势。若二弱相攻，彼此相图，不过是饮鸩止渴，如刘晔所言，是“天亡之也”。 

故而，看似吕蒙偷袭荆州大获其利，种因得果，却使吴蜀刺刀见红，反削弱了两家的整体实力。又使其交恶牵制，错失利用曹操去世、曹丕篡汉所导致局势动荡之大好良机。末了曹魏愈形强大，吴蜀相形见绌，实力天平进一步失衡。待曹魏安然摆脱困境，吴蜀的命运也便不问可知了。此后数十年间，蜀汉困对秦岭天险而无计可施，东吴则在合肥城下不断重复损兵折将的旧调，如此种种，实植根于建安二十四年孙仲谋之抉择。真可谓一谋兴邦，一谋丧邦。 

倘若以东吴偷袭荆州，系昧于全局，因小失大，而观刘备在东征中之所作所为，却无疑将这一错误彻底发扬光大。 

经东征一役，蜀汉元气大伤，故历代评家几有毁无誉，如王夫之即指摘刘备伐吴，“使英雄之血不洒于许、雒，而徒流于猇亭”。然追本溯源，东征之举虽始于章武元年，却不过是建安二十四年荆州事变之必然余波。荆州既失，关羽既败，刘备集团不但丧失其进取中原之重镇，更使川东大门无险可蔽，战略位置大为劣化，其人心士气，乃至内外声望皆遭重创。由此，刘备“以威武自强”，通过发动针对孙权集团的报复战争，以期获取成果，从而消弭荆州事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便顺理成章。东征之役看似蜀汉举兵进攻，实系刘备应对荆州事变之必要行动。就其夺回益州门户，重振蜀汉声威之意义而言，乃至可以下此结论：这不过是一场披着战略进攻外衣的战略防御而已。 

荆州既为江东所取，其于蜀汉已是鸡肋之地。刘备集团据有荆州，非谋坐守，而是利用其直逼中原之形胜，以为重要之前进基地。这一战略目标之实现，必有赖于和吴。现下战端即开，来日方长。即便汉军连战连胜，复夺故地，亦必然使蜀汉与东吴之矛盾不可调和。既有强敌窥伺在侧，若蜀汉欲重温威震华夏之旧梦，兴兵北伐，多留兵则后防空虚；少留兵则攻势无力。如此前狼后虎，蜀汉虽得荆州，非但不能倚之进图中原，反将背上包袱。且江东数代经营始得荆州，必全力守之，激战之余，不免两败俱伤。与孙权偷袭关羽同，刘备削弱江东，从战略角度鸟瞰，亦不过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故把握大局，将东征控制于有限报复之程度，无疑至关重要。 

所不幸者，刘备连遭国仇家恨，盛怒之下显已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倘若以秋七月兵戈未交之际拒绝孙权求和尚且有情可原，然开战数月，三峡天险已复，江东称臣之书已至，蜀汉名利双收，正是就坡下驴之绝佳时机。而刘备犹然吃了秤砣铁了心，势将东征进行到底，实为不智。就战略而言，汉军不胜是输，胜亦是输。 

大势已然如此，汉军之战术失误更是雪上加霜。刘备伐吴，屡用奇兵，虽一时得利，却是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大祸立至。自张飞亡故，东征军已无大将。地无丹砂，红土为贵，冯习之辈督统诸军，一遇长期对峙，便难以胜任。乃至盲目轻敌，授陆逊以可乘之机，末了一把火烧得不可收拾。战略失策之恶果为战术失策所扩大，蜀汉实际已在三雄角逐中被边缘化。为使之重登争霸舞台，诸葛亮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夷陵一役，完败之蜀汉将付出四十年悲剧命运的代价；战术胜方之东吴亦不过五十步笑百步，将其悲剧命运延长十七年；而旁观者曹魏却以天下一统为代价。吴蜀内讧，无疑是天赐曹魏各个击破，打破鼎立僵局之良机。正如刘晔所算，当东吴“悉国”应付刘备之时，若曹魏乘虚下手，急袭江左，则大克可期。届时东吴山河残破，即便再与蜀汉联手，亦是亡羊补牢，为时晚矣。然而曹丕为孙仲谋谦卑之面具所蒙蔽，直将江东作青徐，一心盘算着不战屈人，和平演变。末了不取良谋，为人所愚，虽愤然一击，却已非最佳战机，终究三分依旧在，鼎足四十年。可叹曹孟德，却因其子一番决策，悉为司马作嫁。五十七年后，天下复归一统，而曹魏已为陈迹十五载矣。 

大江东去，不舍昼夜，千秋功罪，皆付滔滔。夷陵烽烟散处，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然缓缓降落，而三国时代的正剧才刚刚开始。 

作者：杨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