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楼

刘备据有四川后，形成“跨有荆益”的局面，孙权的上游安全便成了一个不得不重新考虑的间题。孙权为试探刘备的态度而索取江陵，刘备在惋言拒绝中，显示出不愿以让出江陵为条件维持孙、刘联盟的立场。这样，孙权既有“失地”之痛，又有遭受曹、刘夹击的顾虑，他此后在对魏作战时，就必须将刘备翻脸的可能性计算在内。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进击张鲁。在益州立足未稳的刘备，不能不全力对付曹军。孙权乘此时机，发动了取刘备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战争。孙权在发动战役前，先向长沙等郡派遣了官吏，以显示盟主地位来刺激关羽。关羽不知这是孙方力进军长沙制造政治口实，遂以武力驱逐孙吴方官吏。此举恰好成为孙权动员部队的借口，机智凶悍的吕豪指挥3万愤怒之师，直逼长沙。陆口守将鲁肃则率军前出至益阳，对驻屯江陵的关羽构成阻击防线。孙权亲率部队进驻陆口，既为鲁肃作后援，又摆出了相机进取江陵的态势。这种部署，令关羽只能固守江陵待援。吕蒙以谈打结合的作战方式，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有防无备的长沙等3郡。刘备闻讯匆匆东下公安，关羽才率3万兵出击益阳。可关羽率5千精锐与甘宁千余士兵在资水隔浅滩相望，却停止了进攻，这说明刘备在审时度势之后，对扭转战局已无信心。[16] 

后人多贬斥孙权此举破坏了孙、刘联盟，却未注意一个事实，即孙权在此次战役中，并未以江陵为战役目的。也就是说，孙权在发动长沙战役之初，就为避免孙、刘联盟的彻底破裂留下了余地。他的战役目的只是对关羽作釜底抽薪，削弱江陵的自给能力而已。战略目的则是改善江夏地区的防御态势，为争合肥多一分保障。因此，孙权在战场取胜后，随即选择了以谈判巩固战果的方式。最后，孙权取得了湘水以东地区的控制权，压缩了刘备的控制区。关羽的后勤保障能力被削弱，主动攻吴的可能性也自然降低。孙、刘间的政治联系，也终因议和而得以维系。孙权慎选时机与将帅，进击得势，退让得利，彻底改善了西面防务态势。
从深层次说，刘备率兵东下争长沙而未失益州，还是得益于孙权不断攻击合肥。曹操在刘备率军东下时，已取得破张鲁的战绩。此时刘晔、司马懿劝曹操继续向益州进军，却被曹操拒绝。虽然《三国志》中没有说明曹操拒绝此类意见的原因，但据当时形势推测，应是曹操考虑战场状况时，既怕后勤困难的疲劳之师难以取胜，又担心孙权会在合肥发起进攻。而发生其中任一情况，都会影响曹方内部的政治形势。故曹操权衡再三，决定撤兵东返。果然，孙权在夺得湘江以东地盘后，随即向合肥用兵，这就证实了曹操的判断准确。因而，没有孙权连续进攻合肥在前，就不会有曹操停止进攻益州于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

后世史家又多贬斥孙权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与曹议和，这实出于“尊刘抑孙”的偏见。应该说，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多次冲击合肥，已经是在惮精蝎力维持抗曹局面。反观刘备，除建安十七年，关羽与驻襄阳的曹军有过一次战斗外，[17]其它时间都在与孙吴方闹政治、军事磨擦。孙、刘双方的驻荆州部队“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赖鲁肃对关羽“常以欢好抚之”，[14]部队间的猜忌争斗才未扩大。这本身意味着孙、刘联盟已貌合神离．孙权让出江陵后一度改善的江防形势，再度出现危险。孙权夺长沙以减弱此危后，刘、孙更无合作的可能，为补实力不足，防止曹、刘联手，孙权只能利用外交手段。与曹议和后，曹方便袖手旁观孙权夺江陵，战夷陵的成败。这虽是后活，却可见孙权多角度思维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