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楼.  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妇女问题备受关注,相应的论文很多,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关于民间信仰和结社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吴泽发表《汉唐间土地、城隍神崇拜与神权研究》一文,研究了始于魏晋的民间土地神和城隍神崇拜现象。研究这类民间信仰问题的文论还有刘九生《巴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吴维中《志怪与魏晋南北朝宗教》(《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梁满仓《论蒋神在六朝地位的巩固和提高》(《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和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以及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等。

社会风气是一个内涵广泛的课题。前述的魏晋风度也应该属于这一范畴,但社会史更关注带有大众性的,尤其是下层社会的风俗习尚。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认为,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悍好斗向柔靡怯懦的转化过程。其中的原因和社会上层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变化、社会下层宗教信仰的转移以及江南所处  展开

22楼.  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认为,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经历了上升—全盛—衰落的发展过程,与之同步的是文—武—文的变化。谢氏家族发展的轨迹是条抛物线,衰落期是上升期的回归,但前期仅是士族,后期则是“士”与“世”的复合。其仕宦特征又有阶段性的不同,全盛期生气勃勃,握兵执政,是国家栋梁;转折期职高无权,因循守旧,坐享声誉;衰落期徒有虚名,腐败无能。作者认为,史学界对大族仕宦特征的一般看法,实际上是指转折期或衰落期才出现的现象(《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类似的论文有卜宪群《琅邪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和《京兆杜氏研究》对两个家族的仕宦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它们的共同点。荀氏主要仕于魏晋南朝,而杜氏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中央担任文职高官,上层交往广泛,是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以地方军政长官为主,上层交往少,是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荀氏门第  展开

23楼.  从数量上看,人物评价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了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粗略统计,有专文或专著探讨者近百人。其中诸葛亮和曹操又是所有人物研究中的热点。

20世纪前半叶,研究诸葛亮的文章约有10余篇,但质量不高。50年代以来,评价诸葛亮的论文不但激增,而且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代表性的论文是周一良《论诸葛亮》。作者从研究诸葛亮出身入手,详论了“隆中对”的战略思想,以及治蜀方略和民族政策,继而分析了他六出祁山、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指出对诸葛亮的评价应该适当、不宜夸大(《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这篇文章在当时曾引起热烈的讨论。“文革”以后,诸葛亮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民族政策、军事才能、经济思想以及躬耕地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总体来看,对诸葛亮作出负面评价的文章不多,大部分学者在指出他的某些具体失误之外,基本的评价都是肯定的。其中田余庆的《〈隆中对〉再认识》最有特色。田文全面讨论了诸葛亮“隆中对”的形成、实施以及对三国鼎立形成的作用和主要失误之处,从而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作出了令  展开

24楼.  陈寅恪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它使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在转型之初就起点很高。当然,这一时期学术成就的取得,并非皆是陈寅恪一人之功。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与他同时代的一批杰出学者,如吕思勉、汤用彤、陶希圣等人在各个领域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阶段性进步非常明显。五六十年代是以唐长孺、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创获的时期。他们通过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课题皆有突破性进展。80年代后期,田余庆撰成《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又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较为严密的学术规范。总之,通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20世纪末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已经是硕果累累,学术积累相当深厚。

学术面貌的全面更新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深厚学术积累,既为新世纪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创造了腾飞的条件,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题。到目前  展开

25楼.  其次,需要对已知史料的价值重新认识。新史料的功能不是无限的,大量的研究工作毕竟还应建立在已知史料的基础之上。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对这些已知史料有个重新的价值评估。我们注意到,在以往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对文献资料的使用并不充分,可开发的空间仍很大。譬如关于这一时期的碑铭墓志,前人已做过大量的汇集整理工作,相关的出版物很多。然而,不少学者在运用这些资料时,基本路数仍不出传统的“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两途。这种思路把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放在史书上,却忽视了金石材料的自身价值。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就已开始利用碑铭,结合文献,探讨前秦至隋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分布的情况,揭示了史书失载的一些历史现象。近年来,侯旭东搜集到1600多种五六世纪北方造像记。他以此为基本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当时北方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状况。这些材料的可贵之处,一是造像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和真实的吐露,非如文献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二是参与造像活动的人范围极广,除少数官吏和僧人外,绝大部分信众不见于史传。其实,碑铭之外,一些习见的文集专著、地志农书、梵典道藏、诗歌辞赋、志怪小说等,都蕴藏着大量珍贵的史料,有待我  展开

26楼.  第三,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努力实现学术创新。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论探索乃是保持学术之树常青的生命之源。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十分完美,缺陷与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理论及其藉以构成的概念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它并非先验或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而社会理论家也不能扮演本体论的角色。反之,理论与概念是由生活在不同时空的思想家所创造出来的,而这些学术产品也正反映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及知识环境”。所以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工具,都具有一定时空的局限性。它们为学者提供的只是观察问题的立场,研究问题的切入角度和路径,叙述与解释问题的框架。其所得出的结论与历史的实态永远不会重合,误差必然存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理论既可解放思想,又能束缚思想。特别是当某种理论一旦被权威厘定并为大多数人所遵循,成为先验的规范、不言自明的信念的时候,就会使人们的思想很难摆脱预设的障碍,突围而出。如对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认识,学术界尽管分歧很大,但都认同中国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经历了奴隶制社会这一理论前提。而近20年来,很多学者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认真总结和检讨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