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

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兵进至五丈原。五月，吴主孙权亲率10万大军出击合肥，吴军大将陆逊、诸葛谨率万余士卒出江陵攻襄阳，孙韶等率领一支部队直扑淮阴。面对蜀、吴东西夹击，魏明帝令西线主帅司马司马懿坚守不战，自己则亲赴淮南。但明帝所率部队尚未到达寿春（今安徽寿县），略受小挫的孙权已经主动撤退，其另二路部队也迅速收缩。魏明帝“有征无战”，稳定了淮南。驻军五丈原的诸葛亮，因司司马懿固守不战，遂在渭水以南屯田，作出相机进进取的态势。八月，诸葛亮病故五丈原，蜀汉军亦撤退。〔1〕

吴、蜀军的西线主帅诸葛亮病故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自公元228年3月开始的6次北伐，就以“六出祁山”的故事流传千古。而东线主帅孙权，遇小挫折即撤兵罢战，似乎以此次配合作战为儿戏，遂令后世对其发动的多次击魏战役，也以儿戏视之。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孙氏则赤壁之外无大战也”，即说明连大学者也难免有此认识。从这一认识出发，不少人都认为赤壁之战有“一战定三分”的作用。

笔者以为，一项历史结局是参与此历史过程的人共同构筑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仅经赤壁一役，并不足为三国鼎立莫定基础。世人之所以有“一战定三分”的误解，就在于忽略了其后的孙、曹间战争。其实，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孙权在赤壁战后，坚持了抗曹的政策，并不断在淮南发动进攻。为明此义，笔者试对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8—219年）孙、曹间淮淮南战事及影响作一考察。

一、牵动时局的“争合肥”

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08—219年），孙、刘、曹周旋了11年。其间，《三国志》中记载的孙、曹间围绕合肥的战役为8次，刘、曹作战3次。孙权主动进攻5次：为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九年（公元刑毛年）、二十年（公元215年）、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动用兵力最多时号称10万。曹方主动进攻3次：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十八年（公元213年）三月、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七月、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十月～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三月，动用的兵力最多时号称40万。8次战役中，2次为跨年作战，在11年间，合肥以南地区几乎是无年不战。

刘、曹间作战，一为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关羽进军襄樊被乐进击退．二在建安二十年，张飞在宕渠击退张郃。三是建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刘备取汉中。可见刘备取益州前其主力有7年未与曹军交锋。

由此简单比较，可知赤壁之战后的11年中，孙、刘与曹之争，主要由孙方承担。

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在击溃曹军后的军事行动中，刘备南击长沙等郡，攻刘表旧部之弱敌。孙军北进．周瑜等围攻江陵．孙权率军攻合肥，与曹军抢夺长江北岸的要地。很明显，孙权的任务是设立长江防线，刘备的任务是巩固荆州南部。这一战役方向的分配，反映出孙权独据江北要地的决心。

合肥，为曹操所设扬州的州治，刘馥被曹操任为刺史后，“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2〕使一度空虚的淮南名城，又成军事重镇。孙权乘曹军新败，于公元209年初亲率大军围攻坚城合肥，另以张昭为偏师，出击当涂（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孙军攻合肥，击当涂，战役目的是开拓合肥东、西、北三面的用兵空间。如果孙权进占合**取寿春，再沿淮河水系东出北上，曹方的徐、豫诸州等地，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孙吴军不仅独据长江天堑，还可兼得淮河运兵之利。就是为争这一步棋，在周瑜尚未攻占江陵时，孙权便挥兵攻坚城合肥。由于据合肥、当涂的曹军坚决抵抗，吴军进攻失利，孙权围城百余日后撤兵。此次进攻，孙军没有取得预想战绩。

孙权出击淮南战绩虽不如意，但从“造势”的角度看，相当成功。孙权对合肥咄咄逼人的进攻，不仅策应了周瑜对江陵的围攻，还使曹操感到江淮全线受压，守卫江陵的曹仁遂受命弃城北返。秭归以东的南郡（郡治今湖北江陵）、江夏（郡治西陵，今湖北黄冈西北）二郡，较完整地成为孙权囊中之物。

2楼

孙权围江陵，击合肥。使曹操不得不改取先稳定淮南的策略。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到合肥，一而面“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3〕一面令夏侯渊督率张辽等肃清依附孙权的地方反曹势力，至十二月，长期活动在江、淮间的梅乾、雷绪、陈兰诸部，被曹军击溃。〔4〕

曹操肃清地方势力，设置屯田等措施，目的是加强合肥防务，巩固巢湖以南地区，进逼长江北岸。孙权为应付这种局面，趁曹军修整的间隙．采取了以下措施：1、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将江陵交给刘备。吴军防线收缩至江夏、陆口（今湖北蒲析）。同年，取得交州（州治今广东番禺）。2、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筑秣陵城（今南京）。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由京口（今江苏镇江）移驻秣陵，称建业。3、迁都的当年，在濡须水上游修筑了濡须坞（今安徽巢县东）。这项措施，是实施收缩兵力，防北攻南的方针。让出南郡一郡，孙权就有了可用于机动的部队，由此而能南取交州。迁驻建业，加强了对基本根据地的控制。修筑濡须坞，扼制了曹军出巢湖顺濡须水临江的通道，巩固了长江下游的江北防线。这使孙权增强了对曹作战的能力。建安十八年，孙权以7万兵力在濡须口（今安徽元为东南）挡往了曹操40万众。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孙权从曹军手中夺得皖城（今安徽潜山）。七月，曹操即亲自赴合肥，欲夺回皖城。但双方相持到十月，曹操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便以张辽等7千人留守合肥，自己返回了许昌。将皖城地区暂时放弃。〔5〕孙权不仅保住了下游江防，也为北击合肥准备了基地。

次年，孙权为夺长沙等郡与刘备交恶，孙吴军未经大战，就迟迫刘备与其签订新的边界条款。孙权不等新签盟约的墨迹干透，即挥兵东击合肥。曹军将领张辽，率数百以逸待劳的战士，冲击立足未稳的孙吴军，孙吴军在初战中使丧失陈武等将领。孙权初战失利后，围攻合肥的底气不足，最后只得撤军。孙权为避免在撤退中发生混乱，本人走在全军后面，途中凡乎被张辽俘获。〔6〕孙权此次进攻虽受挫，却显示出其部队有击刘攻曹的机动作战能力。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曹操又亲率麾下名将夏侯惇、曹仁、张辽、臧霸等打击孙权，可说是集中了精兵强将。孙权再次将主要兵力集中于濡须口。孙权步兵设城固守，水军相机作战，张辽所率的前锋部队，因位置突出于众军之前，曾一度忧虑被孙军包围。战事延续至第二年三月，曹军仍无法攻破孙军防线，在春汛将至之时，曹操令夏侯惇等率26军退屯居巢（今安徽桐城南），战事就此结束。〔7〕

后人只看到孙、曹双方长期胶着于合肥地区，却无大战绩可言，故对这个地区的战事甚少留意。殊不知合肥、巢湖、皖县地区，对孙、曹双方都极为重要。如曹军得逞，上起柴桑（今江西九江）下至建业（今江苏南京）的长江，便暴露在曹军面前。曹军一旦与孙权隔江对峙，孙权柴桑以西的江北部队便形势险恶。反之，如孙吴军夺得合肥，曹方淮河南北地区则无宁日。魏明帝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8]就道出了双方争合肥的战略意义。

孙权不断在合肥地区挑战，对曹操的内政有何直接影响？史藉中没有说明。但可以断定，一个不断进击曹军的孙权政权存在，对曹操建安十三年以后的内政举措必有影响。史籍中记载较多的是孙氏对曹方军事上的影响。建安十六年，曹操令钟繇率偏师取汉中，就是不欲以主力西征，结果引起马超起晃兵反叛。后曹操击马超获胜后，不等西北平定，即东返，亦是顾虑根本受损。可以说，由于曹操在实际军事部署中，不能不将孙、曹对峙计算在内，遂令曹操不能全力对付西北马超及西南张鲁、刘璋等势力。这就延缓了他西进的步骤，给益州刘璋以喘息之机。曹操在规划总体战略时处处感到孙权的牵制，遂有“生予当如孙仲谋”的感叹，[9]这并非仅是对景生情，实是年轻的孙权给曹操军事统一规划造成了大麻烦。

3楼

权、操合肥之争，阻滞了曹操建安十三年后的军事进程，影响其政治措施，就为刘备的发展创设了条件。

二、“争合肥”足刘备崛起的契机

人所共知，孙、刘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共同抗曹，现实基础是刘备与刘表长子刘琦合作，在政治上对荆州人士也还有些号召力，在军事上也有一定实力。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赤壁之战”一战获胜，孙权虽有了与曹操讨价还价的条件，却没有如张绣一样降曹。[10]如果孙权不想实现“建号帝玉，以图无下”的目的，就不需要孙、刘联盟了。孙权有目的，有需要，这就给刘备进一步崛起提供了机会。

孙、刘在赤壁战后继续合作的关键，是刘备承认孙权的主导地位，这在《三国志》中虽无明文，但有迹可寻。其一，有“勇而自大”之称的刘备，[11]在赤壁之战后扩犬战果阶段，南克长沙等四郡后，未自主向交州发展，却驻屯江南之公安（今湖北公安）。其二，周瑜认为只要刘备离开都队，调遣关羽、张飞无多少因难。《三国志·李通传》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以迎仁军。”这是孙、刘联合调遣刘备部属的事例，故周瑜说只要将刘备软禁，“分此二人（关羽、张飞），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犬事可定也”。〔12〕周瑜自信能指挥关羽等，就是因有先例。其三，孙权给刘备补充了兵源。《三国志·先主传》中载，被曹军击败的庐汪雷绪，领数万人投向了刘备。而刘备当时布防地域，不会超越陆口（今湖北蒲圻）。[13]故没有孙权的允许，雷绪不可能超过孙军防线投向刘备。孙权自己兵力不足，却为刘备补充了兵力。其四，刘备进人江陵地区（即南郡的大部），是在把原属自己的江夏郡之夏口，鄂城交给孙权控制后才实现的。[14]可见孙权与刘备在划分防区时，取舍之间，是以孙权的意见为主。其五，孙吴方对刘备任免官吏，可以提出意见。《三国志·庞统传》中说，庞统任耒阳令，因疏于县政被刘备免职。“吴将鲁肃遣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洽申、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颐足耳。’”鲁肃扬誉庞统，固然与东汉末的清议之风有关，但鲁肃很快得知刘备内部的人事变动，并毫元顾忌地对刘备任免官吏发表意见，这就不能仅用刘、鲁关系好来解释，应是刘备在用人方面，对孙吴方有所许诺。有此五点，大致可说明在孙、刘联合之初，刘备仅有半独立性。

因刘备仅为半独立的军事集团，孙权将长沙等江南郡县交给刘备，就是将刘备军作为战略预备队。但他在首次攻合肥失利后，因合肥在曹军手中，如果孙权再失江北之地，夷陵（今湖北宜昌）以下的周瑜等部，就呈远悬之势，周瑜随时有彼曹军隔断的危险。孙权对此不能不预作布置。建安十五乍（公元210年），在曹军扫荡巢湖以南地区以后，孙权才采用了鲁肃的主张，不得不将这支预备队放到江防前线，刘备得以据有长江夷陵至陆口的江北防线。孙权“借荆州”给刘备，是为收缩兵力而实行的一变通办法。如果孙权已得合肥，江陵部队无远悬之危，孙权不会改变刘备军作战略预备队的任务。

刘备不惜放弃江夏部分地盆，积极要求承担江北防务，也另有深意。这不仅是要提高自已在孙、刘联盟中的重要性，亦是要隔断孙权与刘璋的直接接触。赤壁战后，刘璋与孙权、刘备均有联系，（按《三国志·蜀书》卷32《刘备传》裴注引《献帝春秋》，刘备有“今同压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等语，可推知刘璋与刘备、孙权有联系。）孙吴方不顾刘备反对，积极筹划进击四川，实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可继续驱使刘备，并将其置于孙吴军监控下；二是离间二刘间关系；三是实现全据长江的战略。刘备未因交州与孙权发生龃龉，却显示出不许孙权西进的决心，用心不说自明。孙权由此也明白刘备终究是要完全独立，孙、刘关系急剧恶化。诸葛亮说刘备在江陵“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迸退狼跋”，[15]这里说的“逼”、“变”、“进退”，正道出了刘备由半独立到争取完全独立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不过从当时大局看，曹、刘间基本上无战事，孙极独撑东南战线，倍受曹军压力，毕竟给刘备造成了生存间隙。这也使他得到从容攻伐刘璋，扩大独立基础，摆脱孙权羁绊的时间。

4楼

刘备据有四川后，形成“跨有荆益”的局面，孙权的上游安全便成了一个不得不重新考虑的间题。孙权为试探刘备的态度而索取江陵，刘备在惋言拒绝中，显示出不愿以让出江陵为条件维持孙、刘联盟的立场。这样，孙权既有“失地”之痛，又有遭受曹、刘夹击的顾虑，他此后在对魏作战时，就必须将刘备翻脸的可能性计算在内。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进击张鲁。在益州立足未稳的刘备，不能不全力对付曹军。孙权乘此时机，发动了取刘备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战争。孙权在发动战役前，先向长沙等郡派遣了官吏，以显示盟主地位来刺激关羽。关羽不知这是孙方力进军长沙制造政治口实，遂以武力驱逐孙吴方官吏。此举恰好成为孙权动员部队的借口，机智凶悍的吕豪指挥3万愤怒之师，直逼长沙。陆口守将鲁肃则率军前出至益阳，对驻屯江陵的关羽构成阻击防线。孙权亲率部队进驻陆口，既为鲁肃作后援，又摆出了相机进取江陵的态势。这种部署，令关羽只能固守江陵待援。吕蒙以谈打结合的作战方式，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有防无备的长沙等3郡。刘备闻讯匆匆东下公安，关羽才率3万兵出击益阳。可关羽率5千精锐与甘宁千余士兵在资水隔浅滩相望，却停止了进攻，这说明刘备在审时度势之后，对扭转战局已无信心。[16] 

后人多贬斥孙权此举破坏了孙、刘联盟，却未注意一个事实，即孙权在此次战役中，并未以江陵为战役目的。也就是说，孙权在发动长沙战役之初，就为避免孙、刘联盟的彻底破裂留下了余地。他的战役目的只是对关羽作釜底抽薪，削弱江陵的自给能力而已。战略目的则是改善江夏地区的防御态势，为争合肥多一分保障。因此，孙权在战场取胜后，随即选择了以谈判巩固战果的方式。最后，孙权取得了湘水以东地区的控制权，压缩了刘备的控制区。关羽的后勤保障能力被削弱，主动攻吴的可能性也自然降低。孙、刘间的政治联系，也终因议和而得以维系。孙权慎选时机与将帅，进击得势，退让得利，彻底改善了西面防务态势。
从深层次说，刘备率兵东下争长沙而未失益州，还是得益于孙权不断攻击合肥。曹操在刘备率军东下时，已取得破张鲁的战绩。此时刘晔、司马懿劝曹操继续向益州进军，却被曹操拒绝。虽然《三国志》中没有说明曹操拒绝此类意见的原因，但据当时形势推测，应是曹操考虑战场状况时，既怕后勤困难的疲劳之师难以取胜，又担心孙权会在合肥发起进攻。而发生其中任一情况，都会影响曹方内部的政治形势。故曹操权衡再三，决定撤兵东返。果然，孙权在夺得湘江以东地盘后，随即向合肥用兵，这就证实了曹操的判断准确。因而，没有孙权连续进攻合肥在前，就不会有曹操停止进攻益州于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

后世史家又多贬斥孙权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与曹议和，这实出于“尊刘抑孙”的偏见。应该说，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多次冲击合肥，已经是在惮精蝎力维持抗曹局面。反观刘备，除建安十七年，关羽与驻襄阳的曹军有过一次战斗外，[17]其它时间都在与孙吴方闹政治、军事磨擦。孙、刘双方的驻荆州部队“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赖鲁肃对关羽“常以欢好抚之”，[14]部队间的猜忌争斗才未扩大。这本身意味着孙、刘联盟已貌合神离．孙权让出江陵后一度改善的江防形势，再度出现危险。孙权夺长沙以减弱此危后，刘、孙更无合作的可能，为补实力不足，防止曹、刘联手，孙权只能利用外交手段。与曹议和后，曹方便袖手旁观孙权夺江陵，战夷陵的成败。这虽是后活，却可见孙权多角度思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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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争合肥并非“利在鼎足”

孙权在进击合肥中无多少成效，论者或以为他的真实目的是“利在鼎足”。这种看法，低估了孙权的雄心，高估了他的实力，并不符合事实。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权继兄孙策为江东主。这时曹操、袁绍间胜负未决；刘表坐守荆州；刘璋偏安益州；交州各郡宫员观望游移。鲁肃根据这一形势，替他谋划了“鼎足江东，以观无下之衅”，“竟长江所极，招而有之”直至“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建国方略。其近期目标是乘曹操与袁绍对峙，占领荆州；中期目标是积极西进而据益州。孙权之北界已归曹燥，为避免冲突，则先置之一边。此规划勾勒出一个占领荆、扬、益、交四州，再图北进的战略形态，这既将合孙权集团的实际发展需要，又与当时时局有切合之处。[14]孙权立即对这一计划产生兴趣，当年就停止了攻击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陈登的行动，转攻庐江郡的皖城，以期为日后进击荆州、益州奠定基础。

不过，孙权真正西进是在3年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八月间，曹操进至西平，准备向荆州进攻。此时，发生了袁谭、袁尚兄弟相争的事件。曹操与郭嘉等人详细讨论了这一事件及曹方的对策，结果，曹操转兵北上，停止了对刘表的进攻。曹方在此次讨论中，没有一人谈及孙权攻黄祖的问题，[18]有见于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孙权的进攻时间断定在10月。

从孙权方面说，既已知曹军停攻荆州仍坚持西进，就是要尽力夺取荆州部分土地，但这次进军因境内“山寇复动”，而草草收兵。这表明当时孙权军还不足与荆州军对抗。孙权攻黄祖未得大便宜，却暴露了占领荆州的战略意图。他如不宣告放弃这意图，就等于在建安八年即告诉曹操，二方日后将兵戎相见。

4年后，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孙权才二攻黄祖，仍无大成果可言。转年，孙权破江夏，杀黄祖，却未占据江夏。推其原委，应是刘表对江夏失守极为重视，不仅立即以长子刘琦继黄祖为江夏太守，并采取了有效的行动．孙权军一战获胜，却己无力与增援江夏的荆州军相抗，只有撤兵避战．孙权用了近8年时间，“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宏大规划仍彼刘表阻止。

6楼

由此，可知孙权整体实力尚不敌刘表，更无论与曹对敌了。孙权实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实力增长缓慢。据《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载，孙吴灭亡时的户口数为：（王）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前辈学者曾将东汉时期的人口记录加以整理，孙吴辖境内的户口数在东汉时为20279**户，8492585口，远高出吴亡国时的记录[19]人口，在当时是体现经济实力的基本标准。孙吴辖境内的人口数如此大规模地下降，孙吴政权就缺乏能够直接调动并用于战争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据《三国志》记载，终孙权一世，他在一次战役中动用的最多兵力为10万。其将领则最多领兵5万。兵、粮不敷使用，是其根本性问题。

可我们应该注意到，孙权在历次战斗中都是集中兵力于一地，采取集团作战的方式，注意保持部队适时进退的先机，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在争合肥作战中更是实施进攻防御战术，避免作孤注一掷的战斗。因此，他的兵力虽先天不足，但在战役总体上能保持稳健作战的态势。他的部队虽有失利而未发生大溃败。这样，孙权就能在战场上保存其有限的兵力。这种以保存实力为主的作战方式，为他在战略上获得机动奠定了基础。

孙权因实力不足，未能抢在曹操之前占领荆州。到曹操大举南下时，为弥补借过的时机，遂采取了与刘表遗部及刘备合作的措施，并因此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此后，他为与曹操争合肥，连年处在备战、作战的境地中。为弥补兵力不足又不得不看着刘备坐大，在这双重军事压力下，他对境内“山越”的政策也以武力征服为主，故处处用兵，不可能有效地发展经济，其战争资源先天不足的状态，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此状况下，他攻击合肥可说是倾力而为，只是在战场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攻取合肥。

对这一点，诸葛亮有充分认识。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改年号为“黄龙”，蜀汉大臣中有人主张与孙吴绝交。诸葛亮批驳这种意见说：“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着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20〕诸葛亮否定了对孙权的“利在鼎足”、“力有余而利不取”诸议论，是以孙、曹作战的记录为依据。这其中，不仅涉及孙权与曹操争合肥的战事，也包括孙权在曹丕初期进驻襄阳，[21]后又在上起江陵下至广陵的千里长江抗拒曹方三路大军等战役，[22]甚至也包括孙权称帝前一年在合肥地区大败曹休的战役。〔23〕诸葛亮说孙权在时机适宜时必然会有动作，是以当时人分析当时事，其准确性比后人要高。他断定孙权目标远大，说孙权的战略目的并非划江自保，实际就肯定了孙权在对曹魏作战中是倾全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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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论之，以诸葛亮对孙、刘关系内幕的真切了解，他对孙权争合肥给刘备带来的利益，是心知肚明的。他不肯明说刘备既能“应权遍变”，自然就不该强求孙权胶柱鼓瑟。但当他对蜀汉群臣强调孙权有“犄角之援”的作用时，透剖析了孙权战略目标与实力间的矛盾；强调了孙吴政权的存在对蜀汉利大于弊；充分表达了理解孙权的态度，却有意忽略了孙权与曹氏议和，这就说明诸葛亮对孙、曹议和自有见解。作为一个政治家，诸葛亮不认为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是个必须追究的问题。他看重的是孙权的最终目的与其对蜀汉有什么实际影响。

东汉末的政客军人中，有割据观望者，有想取汉代之者，真正提出先与北方鼎足对峙而后建帝王之业者，鲁肃可算第一人。赤壁一战虽暂时稳定了孙吴的局势，但并不能保证孙吴已立于不败之地，孙权的长远目标也远未达到。因此，孙权争合肥，近期目的是进一步稳定局面，根本意图则是问鼎中原。

可争合肥失利后，形势迫使孙权要维持与刘备的关系，这使刘备潜在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刘备在实现自已的目的中又成为孙权的新对手．孙权虽感到刘备的威胁，但继续攻合肥，在政治策略上仍有向刘备表示抗曹的作用。在军事上，则有可能在“攻敌所必救”中打击曹军，强化自己的皖北防务。于是，他明知合肥是曹军重点防御的城池，却仍将其作为核心战场，这样，即使攻城不能如愿，在政治上却可把握灵活处理孙、刘联联盟基本关系的主动权，在军事上亦能给曹军制造压力．孙权因攻合肥失利，实行了先自救而后发展的方针，采取了扶持刘备，阻滞曹操东下、西进的举动。这对他自己却又是利弊参半，孙权理想中的划江而治遂演化为三分鼎峙。这一点，王夫之曾用另一种说法表达过，他说，“权所难者，先主之扼其肘腋耳。[24]

后人多歌颂诸葛亮北伐，但诸葛亮北伐在三国槽鼎立局回形成之后，从创造与发展三国鼎足割据条件的角度说，孙权在建安十三年后进行的合肥作战则比诸葛亮北伐更为重要。可以悦，因孙权不断进攻合肥，才给赤壁之战后的局势提供了一种发展方向，甚至是制导了建安十三年以后的局势，对形成三国鼎立这种历史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寿在《三国志·孙权传》中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势”，确实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不过后人将他记孙权“自擅江表，成鼎峙之势”这句话，理解为孙权的根本同的，便不仅曲解了孙权，也把形成三目鼎立局面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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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陈寿，三国志·吴书：卷47孙权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8张绣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14董昭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 陈寿，三国志·吴书：卷54周瑜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 陈寿，三国志·蜀书：卷32刘备传 [M]，三国志·吴书：卷47孙权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 陈寿，三国志·吴书：卷54鲁肃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 陈寿，三国志·蜀书：卷37法正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 陈寿，三国志·吴书：卷54吕蒙传 ，卷55甘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17乐进传 [M]，三国志·蜀书：卷32刘备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10荀攸传 ，卷25辛毗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20] 陈寿，三国志·蜀书：卷35诸葛亮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9曹仁传 [M]，三国志·晋书：卷1宣帝纪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2]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3]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9曹休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24]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楼

贴吧实在不适合看这么长的文章

10楼

看完了，写的很好，分析也很全面，确实分析历史问题，要有政治高度，军事行动背后总有很深的政治目的，楼主的文章让我领域了很多。

11楼

回复：10楼
谢谢分享！
历史和三国演义忽略和淡化甚至有意贬低了孙权，从这些分析中我也更加了解了一个真实的孙权及东吴，孙权真的很不容易很了不起，这是我成为吴迷权迷的根本原因。

12楼

为什么可以认为孙吴是主导地位呢？
按楼主的说法，当时孙权的实力尚不如刘表，而刘备后来入蜀的兵力也不在刘表之下。刘备的要承当江北防线固然是有提高地位的因素，但是为了实现入蜀的因素才是主导。
最后，孙权虽然不断进攻合肥一线，对于保全江东的因素更大，而且，曹魏方面在合肥一线的牵制固然存在，但是相比和马超的反叛呢？并且曹操还有余力去灭张鲁。

13楼

回复：12楼
你的问题文章都比较深入地进行了阐述回答了。
我觉得要真正认识东吴及孙权，就要抛开尊刘抑孙的传统思维，不要用有色眼镜看东吴和孙权，实事求是地看待才行。
蓦然回首，那人却要灯火栏栅处
原来孙权真的很不了起，正因一度被忽视，才更具有吸引力，才更让人钟爱。

16楼

内涵贴 分析的很恰当 孙权的制衡之术可见一斑 内里制衡群臣关系 外里制衡曹刘 从新版三国演义里 鲁肃对吕蒙说的话 “魏强则攻魏 蜀强则功蜀” 得出吴国乱世求生存的哲学和智慧 感谢楼主分享 享受了。。。

17楼

很好的分析文。
 
看到了这些：
1.刘备与刘琦虽是败军，但对荆州仍有影响力，孙权就北阻曹操，让刘备得荆州。
2.刘备等重掌荆州，稳固后，孙权让出南郡给刘备守，自己图交州。
 
=======
个人见解：可能性很高，联盟初期，合作的可能性较大，此两点亦是互利。
其后孙权索要荆州，而刘备言"得雍凉后，让出荆州"，亦有迹可寻。
虽说鲁肃自己找上门，但刘备刘琦正处败势是事实，谈联盟条件自然没多少筹码，"得雍凉、让荆州"可能就是条件。

18楼

说实话，还是感觉东吴从一开始就只能自保或割据一方，主要在于其“名不正言不顺”，曹魏代汉，刘备以兴汉自居，而东吴只是一股割据势力。东吴想保住自己，只能取荆州，当时东吴的势力主要在建邺的三吴地区。众所周知，历来北方攻打南方政权，想要从三吴地区攻打南京是难之又难，基本上都是先下荆州，然后顺江而下直取南京。也许孙权年轻时确实有雄心壮志，但其在北方根本没有任何基础，在加上孙权军事能力确实不咋样，以至于在北攻曹魏时难有寸功。而当时刘备攻蜀，带走了当时荆州大部分士族和军队，造成了荆州本地力量的空虚，在加上关羽北伐曹魏，给东吴提供了可乘之机，且徐州对于东吴来说，实际上毫无作用，而荆州对于东吴确实生死攸关。其实从一开始，东吴就对荆州是志在必得，而刘备也未必不知道，只是受不得荆州这个家业罢了。

19楼

回复：18楼
孙权北伐未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东吴与曹魏实力的悬殊是一重大原因,古代打仗既讲谋略还更是讲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的比拼.
孙权打仗不咋的?我看一些人是受了孙策所说的那句话的影响了吧,其实孙权的军事能力大大的.
如果说北伐没取得成功可以否定孙权的军事能力,那诸葛亮呢,其北伐照样没成功,是不是他也一样没有军事能力呢?

20楼

太长了，不看

21楼

原创么~

22楼

可能性很大..

24楼

原创的话应精之~

25楼

26楼

回复：19楼
关合肥之战，完全没看出孙权的军事能力，直接攻城必然伤亡惨重，虽然《三国志》记载简略，但关孙权攻打合肥，进退失据，先为张辽800骑所败，士气尽丧，守城最重要是什么，士气，孙权初次攻城就败，不仅降低自己士气，还提升了城内的士气，使魏兵有了守城信心，然后攻城，又不讲方法，打了十几天，打不下来，居然就退兵了，很明显，孙权此次来攻合肥，根本就没做好准备，然后，撤退时又不防备敌军追击，差点连自己都达上。我没看出孙权的一点军事能力。诸葛撤退，好歹还能赚个王双，张合。

29楼

回复：2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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