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变雨纹 转载自:中华三国在线
    雨纹有感于不少人批评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及其为人，忍不住想说说自己的看法。雨纹写的是个人意见，见识有限，必有不到、遗漏之处，请观看的诸公指正补充。
    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自古已有不少人提出批评意见，多数批评主要针对诸葛亮劳民伤财，屡次攻魏却无战果，所以否定其军事才能；或有人肯定诸葛亮隆中对的大局战略的军事才能，而因前面所说的原因否定诸葛亮的指挥作战的能力。雨纹以为现在不少批评诸葛亮的人并没仔细看诸葛亮当政期间蜀魏的六次战役的具体经过，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如由雨纹根据自己了解的史料来细述一下诸葛亮当政期间蜀魏的六次战役，或许诸位会有新的看法及见解了（顺便也说说雨纹对诸葛亮军事才能及其他问题的个人意见）。
    雨纹先要来罗嗦一下，这六次战役并非如《三国演义》所说是六出祁山，是北伐。首先这六次战役只有两次出祁山，其次并非都是诸葛亮采取攻势，其中第四次是魏国采取攻势；这两点很多人都了解，因此不少人称诸葛亮是五次北伐，雨纹个人以为也不对，第二、第三两次战役从规模和目的上看都谈不上是北伐魏国（具体原因雨纹在后面具体战役中再说），称得上北伐的只有第一、五、六次，所以雨纹个人认为称之为六次战役比较准确点吧。
    第一次战役是蜀汉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正月，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吏民叛反响应（雨纹私自称为一出祁山）。此战战前的准备很充分，诸葛亮用了两年的时间储备物资、训练军队，此外还策反了魏国新城郡太守孟达作为内应（而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蜀如此快，雨纹认为也极有可能是诸葛亮事先派人前去策动的）；出兵时，诸葛亮又派赵云、邓芝为疑兵，作出蜀军主力出斜谷道攻郿的假象，而自己则率主力进攻祁山。诸葛亮战前准备充足（南征后两年），出兵后军容严整，治军严明（“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并策反上庸郡的孟达（雨纹个人以为南安等三郡也是诸葛亮策反的），正是所谓的“上兵伐谋”；作战时又以声东击西分散敌人的兵力（魏明帝曹叡起先是派曹真督诸军拒蜀军，但曹真明显是中了诸葛亮的计策[而且至少是上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统大军屯于郿，与赵云率领的少量疑兵蜀军对持，不敢去救援诸葛亮围困的祁山，使得魏明帝不得不另派张颌统军救援祁山，并亲自坐镇长安。按《三国志》《曹真传》中记载来看，身为大将军的曹真在此次大战中竟然没有正面与蜀军交战的记录，直到张颌击溃蜀军，才有进军的记载，可见曹真可能一直未能摸清箕谷蜀军的虚实，总之他在张颌击败蜀军前始终没有对箕谷的蜀军采取什么明显的行动，而事后曹真也毫无功勋赏赐[第二次陈仓之战曹真没有参战却仍有封赏，因为的确立了功。按照《三国志》的习惯是个人传记中有功必记，有过却未必记的]，赵云、邓芝的疑兵任务是成功完成的，诸葛亮分散敌军数量的疑兵之计也是成功的[至于赵云箕谷失利之事，雨纹有些小看法，写在《小议赵云》中，各位有兴趣的话可看看]。有人以为曹真是与张颌同时出兵的，因为从《明帝纪》及《曹真传》看是有点像，但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颌是在魏明帝曹叡坐镇长安的同时召来的，其次魏国的官方史书《魏书》说曹叡亲自带兵五万拒亮，这可以肯定曹叡亲自统兵坐镇长安，但看看《明帝纪》中说“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既然皇帝亲自带兵镇长安了，不可能还让曹真总督关右，当然是皇帝亲自总督了，可见魏明帝曹叡最初是派遣曹真都督关右迎击诸葛亮的，后来形势不妙才亲自坐镇长安并另派张颌去救援祁山，而《三国志》常常隐讳传记主角或所属势力的过失及失败，所以关于曹真、张颌的出兵顺序应该是以《诸葛亮传》上的记载较为准确）。
    本来此次战役能取得辉煌战果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首先是孟达叛反的太早未等诸葛亮起兵就已叛反，而且轻视司马懿，导致很快战败身亡（《三辅决录》上说是司马懿早知孟达有反心，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因而反叛。这可能是孟达早反的原因吧，但孟达即知司马懿已有察觉，就不该对司马懿没有防备，抱着要上表、往返要一月时间之类的盲目乐观观点[见《晋书》]）。其次，决定性因素就是诸葛亮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用错了人·······总之，诸葛亮是难辞其咎的，但也不能因失败就完全抹杀诸葛亮之前表现出来的优良军事才能，雨纹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吧。一出祁山的失败，最失望、悔恨的人应该就是诸葛亮，雨纹所了解的诸葛亮是个不在乎自己名声的人，他并不在乎自己在未来是否有军事家的头衔，他关心的只是能否振兴汉室江山。

雨纹曾看到有人说诸葛亮是割据分子，因为他自比管仲、乐毅这两个辅助诸侯割据的人，而未比张良、陈平这两个辅助刘邦统一天下的人。雨纹以为说这话的人没明白诸葛亮的用意和志向。张良、陈平的确是辅助刘邦统一天下，但并非为当时的朝廷秦出力，相反是推翻朝廷（说难听点是造反派）。诸葛亮的志向是振兴汉朝，那首先要尊当时的正统——汉朝廷，管仲主张的就是尊王攘夷，帮助朝廷镇压不尊敬朝廷的诸侯。其次乐毅是在燕国快灭亡时拯救了燕国并且恢复振兴了燕国，并联合其他诸侯打败齐国。而汉朝此时也基本名存实亡，处于灭亡边缘了，诸葛亮的《隆中对》说的很清楚就是要联合孙权击败强敌，最终重兴汉室。因此诸葛亮不自比帮刘邦造反夺天下的张良陈平，而自比管仲乐毅；不归辅如日中天、求贤若渴的曹操或稳镇江东、用人唯贤的孙权，而去辅助同样是为了振兴汉室的刘备。（裴松之注解引《袁子》的记载，说张昭曾向孙权推荐诸葛亮，而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裴松之以为即使孙权能尽亮，诸葛亮也不会转投孙权，袁子的话贬低了诸葛亮，不可信。雨纹以为诸葛亮是有可能说过这话的，这里说的“尽亮”不应仅仅理解为尽亮的才干，更主要的是指不能尽亮的志向。早期的孙权乃英明之主，用人颇有魄力，如周瑜、鲁肃、陆逊等无一不是人尽其才，对诸葛亮也不会不让他施展才能；但主要问题在于孙权才是割据主义者[周瑜倒是以汉室为尊的，从他力主抗曹的话中可以看出：“为汉家除残去秽”；鲁肃却不是，而孙权也明显偏向并接受了鲁肃王霸天下的政见]，他不是不想一统天下，而是自知力量不足，所以他退而求其次要割据江东，占据全部的长江天险达到偏安一方[当然他也在不断尝试能否一统天下]，对他来说振兴汉室并不是目标，朝廷是谁并不重要，所以他曾向魏国曹丕称臣[刘备虽曾四处投靠但始终是汉臣，他决不能也不会向汉朝以外的势力称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诸葛亮说这话只是再次表明自己的志向，雨纹认为这也可能是说给刘备听的）
    有人常提起魏延的子午计划，说诸葛亮不能用奇。魏延的子午计划以雨纹观之，与邓艾的阴平计划属于同类型，并非奇谋而是险计，雨纹以为险计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奇谋。雨纹以为奇谋重于奇，虽有风险，但可事先有加以防范减低风险，如曹操奇袭乌巢为例：官渡大战前有曹操、荀彧对袁绍的了解（曹操曾与袁绍共事，荀彧曾是袁绍手下，可说对袁绍有较深的了解）；袭乌巢时有许攸的准确情报，有化装成袁军的计谋以减少行军途中的风险，有军事才子曹操亲自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有曹洪等死党的全力固守大营以防袁军乘虚攻击；整个过程详细周密，虽仍有一定风险，但已将能考虑到的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而险计虽也有一定成分的“奇”，但还是险为主，多是对风险没有防范的措施，如魏延的子午计划以及邓艾的阴平计划，两人提到计划时都只是大谈有利之处，不提风险之处，更别提有效防范风险的计划和措施了；一旦有了风险完全需要靠运气而不是象曹操那样事先已经尽量去降低风险。事实上邓艾实行计划后，几乎全军覆没于阴平道，完全靠的是运气（当然雨纹不否认邓艾的才能也是重要因素，而之后的江由守将马邈和诸葛瞻[尤其是诸葛瞻]也让人过于失望），也许真是天意要亡蜀汉啊！！！以下是雨纹对子午计划的分析，纯属个人意见：
    1、魏延的“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应该是大致上的推测，雨纹以为这需要象曹操追刘备一样的急行军，并要完全没有耽误和阻碍（魏延带的会是步兵为主，因为雨纹以为翻山必定是步行快，骑马反而慢，特别是秦岭这样的天险，但步行又会更加疲劳，是否能如期而至呢？）；雨纹私下以为文长应该没有走过，在那个年代翻越秦岭这样的险峻地带会没有时间上的误差（军队野外行军失道是常有的事）？文长过于肯定了。此外，子午道虽艰险难行，但是交通要道，可直通长安汉中，魏国不可能不知，若有军队据险守卫子午道北段（文长能想到，魏国的人就一定想不到？），魏延就有全军覆没或困饿死子午道的危险；哪怕数量不多，魏延能解决，但时间一耽误就失去了奇的功效（后来魏国四道伐蜀，其中曹真一路就是出子午道[也没比其他几路兵马快]）。

2、魏延肯定的说“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夏侯楙何许人也？用魏延的话“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这说明魏延是听闻（曹操荀彧是真的了解袁绍，魏延可不了解夏侯楙），夏侯楙究竟是怎么个人，《魏略》上记载“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也就是说夏侯楙的确不擅长作战，喜欢治学（是否胆小就无从考证了），但部下的意见他是否会不听？因为他既奉命镇守关中，手下不会没有能征惯战的将领。而且夏侯楙是否会脓包到一听魏延到来，也不管对方实力如何，就毫不抵抗弃长安城而逃？何况长安若失，夏侯楙性命堪忧（夏侯楙与其妻清河公主不睦，公主后来曾因听信别人的谗言，上奏魏明帝收楙，因此夏侯楙的皇亲关系不能作为保障；雨纹戏言：敢和公主闹意见，胆子也不小嘛），所以雨纹个人以为延料楙必逃，可信度不高，魏延又过于肯定了（邓艾的阴平计划至少还分析 “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两方面情况，而不完全肯定。魏延的子午计划不够全面不够客观，还不如邓艾的阴平计划）（即使楙逃离，难保不出现夏侯渊阵亡后兵将推举张颌为主将这样的情况，走了夏侯楙来了强敌反而不妙）。
    3、若夏侯楙坚守，怎么办？虽然延很肯定楙必逃，但作战前也是有必要先要考虑一下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的（何况雨纹以为这非但不是意外情况，反而是极可能出现的局面）。不管怎么说长安乃魏之重城（魏四都之一），西汉之都城，是坚城，换成雨纹这样的人也知道守易攻难，而且最多二十余日援军必到（这是按魏延说的，雨纹私下可不这么认为，在第4点中再细说）。魏延只有一万兵力，为了达到奇的目的，轻装上阵（雨纹前面说过应该基本上都是步兵），攻城之类的重兵器更不可能带，以便加快行军速度（其中五千负粮兵行进速度又必定慢于另五千精兵，这样或者使有限的兵力不能集中或者使行军速度不能达到最快）；五千负粮兵能背多少粮食？雨纹估计省吃俭用至多半月，邓艾经阴平袭涪曾“粮运将匮，频於危殆”，几乎全军饿死，若非江由守将马邈毫不抵抗使他得到补给，邓艾必全军覆没。而魏延面临的是一出子午道，就攻坚长安，当中没有补给处，只能掠夺百姓了（这样则失去民心，说不定反而会使长安百姓与魏军齐心协力抗击蜀军），但即使掠夺散民又有多少呢？长安不能与江由相提并论，守将决不会轻易投降或逃离。在没有后援，没有充足的粮草，没有攻城器具的情况下怎么用一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轻装步兵在十余日内攻下魏国大都市长安这座坚城（或许仅长安守军就超过魏延的一万兵力）？一旦攻不下长安，魏延将被来援救的魏军包围；即使不攻城立即撤军，魏延也没有粮食喂饱军士去翻越秦岭安全撤退了。所以如果出现笼城的情况，魏延与他的一万军士就可以说完蛋了。
    4、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赵云军到箕谷曹真就及时赶到屯军于郿；诸葛亮主力攻祁山，曹真未分兵去救，魏明帝另派张颌，又能及时赶到；可见魏国的行动速度并不差而且是有准备的。另根据《资治通鉴》上记载（大部分引用了《孙资别传》的记载）：在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刚带兵进入南郑时，魏明帝想先发制人攻汉中，但孙资认为采取攻势没有把握，不如加强防守以逸待劳，魏明帝听从了。这说明魏国早在诸葛亮刚进驻汉中时就明了了诸葛亮攻魏的意图，虽没先发制人进攻，但加强防备是肯定的，因此发生战争后曹真和张颌的援军都能及时赶到；而后来曹真伐蜀其中一路就出子午谷，这又说明魏国是重视并了解子午道的。所以雨纹认为诸葛亮在建兴六年正月发起攻势前的南郑会议上（具体时间雨纹不能肯定，估计是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下半年），魏延提出的子午计划中估计的“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又是过于主观，过于乐观（雨纹以为这和孟达轻视司马懿，认为司马懿动作没那么快，所犯的错误很类似），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些都只是雨纹的个人意见，事情的演变有时的确是难以预料的，如阴平计划就硬是成功了）（雨纹以为或许刘备喜欢魏延说的这种豪气冲天的话[以前镇汉中时说得也是豪气冲天，令人兴奋；但雨纹总觉得口气太大，象吹牛]，但诸葛亮并非刘备，要的是完整的计划，而非只看到有利一面的片面计划）（关于《魏略》所说：“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是以略无备预·······故三郡同时应亮。”之言，雨纹以为乃是魏方对战争初期不利局面的托词。因为根据《孙资别传》的记载以及从后来魏国攻蜀，诸葛亮早就有所察觉，预先筑了汉、乐两城加强汉中防御来看[魏国的情报能力应该不会比蜀国差吧，以此推之《孙资别传》说魏国有准备的可信度高]，诸葛亮进驻汉中时魏国就应该如《资别传》所说有所准备了，而不是象《魏略》所说是没有防备的。此外，假如如《魏略》所说，既然魏国只知刘备不知诸葛亮（不管是否是不知道诸葛亮这人还是不知道诸葛亮的野心或能力），那诸葛亮出兵后还没攻下祁山，又尚未有什么作为，有什么好恐惧的？以至于要达到朝野恐惧、三郡叛反？[再说诸葛亮之前也的确没有什么可让魏国军民恐惧的战例和战绩]所以雨纹以为三郡的吏民叛反极有可能是诸葛亮派人策动、煽动的，决非什么没有准备以及对诸葛亮的恐慌而引起的[曹操攻取荆州，东吴官吏震动，主张降者大半，也未见什么郡县叛反；曹操取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也不见有郡县叛反；诸葛亮此时军事名气的确不如曹操大，甚至不如刘备，出兵后又没打下什么地方，怎能吓得三郡叛反？]，相反应该是诸葛亮策反陇右三郡后这才引起魏国朝野恐惧，而曹真没有搞清蜀军兵力分布，不敢妄动分散兵力，曹叡只好加派张颌并亲自坐镇长安的可能性大）。

    再举个例子，对于曹操的军事才能应该没有异议吧，然而据雨纹所知曹操一生只有一次主动用险计，就是北征三郡乌丸，因大水，傍海道不通，故出卢龙塞，过堑山堙谷五百馀里，直取柳城。但是这个计划，并没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反而“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踏顿等率数万骑半路来迎击，此时曹操军队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若非曹操是天才军事家，危急中发现敌军的弱点，军队又训练有数，而踏顿、袁尚等又是庸才，军队不齐整，此战后果不堪设想；攻取柳城得胜后曹操按原路返回，却断粮缺水几乎全军覆没，杀数千匹马充饥，掘地三十余丈才得水。曹操事后自己也说是侥幸，是上天保佑，并赏赐先前劝谏者，说他们的是万安之计，鼓励他们以后要继续进谏。此战的结果主要是两军平时治军的表现以及主帅的指挥野战的能力，而非什么“奇谋”制胜。此战若能说明曹操是优秀的军事家的话，那诸葛亮足以称得上优秀的军事家，因为治军是诸葛亮的所长；而诸葛亮指挥野战能力也是一流的，雨纹会在后面战役中细述。
    总的来说，子午计划的确有诱人之处，假如一旦成功，将又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按雨纹的分析来看危险度极高，情报并不完全精确，计划又不客观周密（《孙子兵法》的《军争篇》中谈到的弊端雨纹以为正好可以用来说明魏延子午计划不能成功以及会发生的后果）。邓艾阴平计划是在汉中失守，姜维败退到剑阁，蜀国举国慌乱时实施的，魏国又是三路大军并进，情况比魏延有利的多，但仍危难重重，几乎失败。对于魏国来说一万兵力或许不算什么，即使失败不过损失了而已，可以从新再来；但对蜀国来说，一万精兵及当时蜀国最好的大将魏延意味着什么呢，诸公应当明白（《魏延传》中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韩信异道而出，带兵在三万左右，奇袭的是陈仓，所对抗的也是什么赵国、代国、韩国之类只拥有一两州实力的诸侯国。魏延的才能及不上韩信，带兵又少于韩信，攻击的是长安，对手又是拥有九州，实力大大超过赵、韩等的魏国，诸葛亮怎能放心？此外魏延为什么每次都只要求一万兵？或许是因为魏延自信，但雨纹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蜀军的兵力。雨纹以为魏延要求异道出兵时一定要以基本所需的兵力为下限以蜀军能够分出的兵力数量为上限来考虑，那这一万兵力是魏延个人计算出来的最多能够分给他的兵力，以此可见蜀军的兵力了）。诸葛亮是输不起的，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冒这个险（雨纹会在第五次战役中详细说说蜀军兵力多少的个人看法），况且他又是谨慎之人（不过雨纹个人以为，诸葛亮虽谨慎但并非不敢冒险之人，否则他也不会加入当时危如垒卵的刘备阵营，他是敢于冒险的，只不过他冒险前是要客观仔细分析过的，比如《隆中对》，而决非魏延那一篇充满豪气却并不十分符合实际的言语所能打动的）。所以诸葛亮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计划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主帅的权力），也不能以此攻击诸葛亮缺乏军事才能或不能用奇。在雨纹看来子午计划风险太大，又无好的以备万一的措施，只能算险计而非奇谋，要靠运气（雨纹以为诸葛亮、魏延的运气都不怎么样），实在不值得有些朋友津津乐道或用来攻击诸葛亮缺乏奇谋。
    第二次战役是蜀汉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公元228或229年）十二月，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雨纹私自称为陈仓之战）。此役是诸葛亮乘八月魏国曹休大败于东吴后出兵攻袭陈仓，然而一则由于通讯不发达，等诸葛亮得知时魏吴两国应该已各自退兵；二则一出祁山时蜀军于四月溃败，用《云别传》中的话是“兵将不复相录”，物资损失肯定是惨重的，所以诸葛亮要稍加准备，等出兵时已是十二月了；三则，也是重要的一点，曹真于四月蜀军败退时已料到以后诸葛亮必定会出兵陈仓，事先命将军郝昭等留守陈仓城，修城备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雨纹分析了前两点后，认为诸葛亮其实此次元气并未恢复，若非东吴击败魏军，按诸葛亮的谨慎，应该不会急于出兵，而他的目的应该是想出其不意攻下陈仓为以后的北伐疏通道路。诸葛亮很快就粮尽退兵了，雨纹更肯定他准备物资不多，只是想快攻，能攻下陈仓最好，不能攻下就立即撤军，既然要快，规模也就不大了，这只是一次疏通道路的战役，所以雨纹前面说第二次陈仓之战不是北伐。

诸葛亮的战略构思应是想乘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而魏国又未必猜到他于大败之后，会马上再次出兵，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这个战略构思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只是魏国也有能人罢了，雨纹个人以为曹真未必是料到诸葛亮会马上或下一次就出兵陈仓，而是认为陈仓是极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攻击的目标，才命郝昭等加以整治陈仓的城防以防范蜀军袭击（按《魏略》所记，陈仓兵不过千余人，雨纹认为曹真重点布置的任务，所派兵力即使不多，也不会仅仅千余人，数千人应该还是有的。不过从陈仓兵力不多正好可以看出曹真并非料到诸葛亮会马上出兵攻陈仓，只是确定了重点的防范地点）这就是防患于未然，而事实证明有备才能无患。而攻城确实不易，尤其是对方有了准备，《孙子兵法》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诸葛亮见快攻不成，只好乘对方援军大举到来前尝试能不能攻下陈仓，而雨纹猜测诸葛亮另有一目的是使魏国军队刚在东线参加了魏吴大战休整不久，又赶往西线，疲于奔命，耗费魏国的物力财力人力。而事实上也的确很象雨纹的推测：这并不是北伐，诸葛亮并没打算与对方主力交战，所以张颌昼夜兼程在途中时（张颌料到诸葛亮粮不足会马上退军，但他还是不得不日夜兼程的疲劳赶路，雨纹以为这就是诸葛亮想达到的次要目的之一），诸葛亮就撤军了。
    这一仗不能说谁胜谁败，双方都有可以夸耀之处，都有不足之处，只能说双方都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诸葛亮也不过是在主要计划实现不了后常规性撤军，事先也准备充分，并非如一出祁山般是败退，因为魏将王双追击蜀军时被诸葛亮歼灭。就如《孙子兵法》所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此战双方均是制定了自己不可被战胜的计划，至于能否战胜敌人，就要看敌人给不给机会了，双方均不给对方机会，自然是平局收场（就雨纹个人以为这一仗魏国损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多于蜀国，因为不但张颌“带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卫、虎贲使”日夜兼程，曹真也派费曜率军赶来援助，而追赶蜀军的王双部队也肯定损失不小）。
    第三次战役是蜀汉建兴七年（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春，诸葛亮遣将军陈式攻阴平、武都（雨纹私自称为阴平、武都之战），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诸葛亮率军出建威，郭淮立即撤退了，而二郡马上也被陈式占领了。雨纹认为经过前两次的战役，魏国己将防守的重点放到了祁山和斜谷道，加强了长安周围的守卫，而相对松懈了阴平、武都的防卫。诸葛亮看准时机命陈式攻阴平、武都，魏国或许根本没想到蜀军撤军后一两月内又发起进攻，而且是薄弱、不受重视的阴平、武都。为什么雨纹说阴平、武都是薄弱、不受重视的，因为诸葛亮未亲自出马，所派又是一偏将（大家注意诸葛亮的谨慎性格），陈式攻二郡也很轻松，这都说明防备薄弱；而郭淮又轻易放弃了二郡，事后又似乎没受什么惩罚，说明魏国不太重视二郡。
    此战也谈不上是北伐，诸葛亮目标很明确，就是攻取阴平、武都，巩固蜀国的边疆。开始派陈式出兵而不是亲自带兵，除了前段所说的原因外，雨纹认为是因为前两次出兵后蜀军的元气仍未恢复，但诸葛亮十分清楚机不可失，故先派陈式出兵，自己在后准备，魏国如不救援，估计诸葛亮也不会出兵。（有人说诸葛亮穷兵黩武，雨纹私下以为不然，诸葛亮是谨慎仔细的性格而非好大喜功的性格，前三次出兵虽然时间紧凑，但第一次是准备了两年；第二次的目的是快攻，为打通道路，并无大规模大损耗的战争；第三次是避实击虚，加强防御、巩固国土，而且也没有大规模大损耗的战争）（第二、三次以雨纹看来并无大的损耗，时间都不过一月左右；更何况第三次诸葛亮在双方主力未交战的情况下轻松夺得二郡）（其后三次战役雨纹在后面也分析了不是穷兵黩武）。而郭淮退兵后，诸葛亮也就停止了军事行动，这更说明这并非北伐，如果是北伐则应乘胜大举北进，所以雨纹说此战也不是北伐，目的很明确只是要夺二郡。

雨纹以为诸葛亮此战可说是兵不血刃的获得二郡，而他的军事才能也表露的无疑。首先诸葛亮准确的判断了当时的局势，找出了魏国的空虚之处；其次诸葛亮看到了阴平、武都的重要性，二郡所在位置正是阴平道的北口。雨纹以为诸葛亮虽知从阴平道袭取蜀中的成功度不高，危险性也很大，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以防万一，所以攻取了二郡，那么阴平道的出入口皆在蜀国掌握之中，那样连“万一”也不会出现了（事实证明果然会有邓艾这种冒险家）。最后，从郭淮不战而退（汉朝本无雍州，曹操因凉州太大并且要防范蜀汉，所以划出雍州便于治理，更重要的是防御蜀军。身为雍州刺史的郭淮的任务就是守卫边境，防范蜀军。以雨纹看来，这次郭淮是严重失职，竟然未抵抗就拱手将疆土送于蜀国），可知诸葛亮在魏国军将中的影响力及威慑力，那时总没什么《三国演义》之类的来神化诸葛亮吧，而且郭淮和他的部队长期驻守蜀魏边境，他们应该比国内任何人都明白、了解诸葛亮和他军队的实力。一个人是否是优秀的军事家，他的敌人的反应是最客观真实的（郭淮是魏国该时期的重要军事人才之一）。
    第四次战役是蜀汉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八月，由魏国兵分四路，发起攻势（雨纹私自称为蜀汉防卫战）。曹真出子午道从北攻南郑；司马懿溯汉水西进，从东直逼南郑，准备与曹真会于汉中；张颌出斜谷道直逼阳平关，由西攻汉中，和曹、司马两路形成三面夹攻的形势（《三国志》的《曹真传》、《华歆传》等都说曹真是出子午道，但没提张颌，也没提斜谷是谁领军；而《后主传》中却说曹真出斜谷，张颌出子午；《张颌传》中又未提此事。雨纹思虑再三，认为《后主传》可能是参考了一些蜀国的私人记载，而双方又没有交战，所以可能记错了将领的“方位” [因为《三国志》的魏书、蜀书、吴书不是陈寿同时写的，所以难免有错；而在裴松之注解前，三书也一直是独立流传的]；而诸葛亮重点防的又是子午、汉水两路兵马，所以雨纹就擅自将张颌“派到”斜谷一路去了。这只是雨纹的个人见解，诸公若有新的发现或见解，希望能告诉雨纹）；另外还有一路不太重要，是出武威，各传中皆找不到领军之人，而且武威离汉中、益州都很远，雨纹起先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在《魏延传》中找到该年魏延与费曜、郭淮交战记载，而在其他传中又找不到该年蜀魏何时又有出兵，再加上从诸葛亮常制约魏延不让他独立带兵来看，应该是诸葛亮分不了身的魏国四路攻蜀之时，所以雨纹擅自就认为这一路是费曜、郭淮带领，是取道羌地直攻武都、阴平的（从时间和方位来看都是说得通的，诸公若有异议，雨纹很想听听）。对于魏国数道并进的进攻，诸葛亮自己屯兵于成固、赤坂以待子午、汉水两路魏军；斜谷一路则有阳平关阻挡（守将不明）；兵出武威的费曜、郭淮由魏延率军西入羌中抵挡，此外诸葛亮招李严领军二万进驻汉中为援。此战的结果是，正逢大雨三十余日，进兵汉中的军队因栈道断绝、汉水泛滥，不能前进与蜀兵交战，到九月魏明帝曹叡下旨曹真等班师；只有出兵武威的费曜、郭淮可能离的远，没受大雨的影响，如期到达，与魏延率领的蜀军在阳溪发生激战，被魏延大败。
    从这次战役就可看出双方国力兵力的差异，魏国在东南防吴，北防乌丸、鲜卑，西防羌的情况下，仍能四道并进伐蜀，声势浩大；诸葛亮东联孙权，南不留兵防蛮，西北结好羌兵，如此节省兵力，也只有一出祁山时分兵而进，而且给赵云的兵力很少，只作为疑兵使用。不过对于此战，诸葛亮似乎很自信，因为《李严传》记载“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诸葛亮还没开战，就已准备好明年攻魏了，好象此战已经获胜了。
    诸葛亮自信是有原因的，对于魏国的进攻，诸葛亮早就有所发觉，并在建兴七年底就开始准备了。他在建兴七年十二月，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成固。这两座堡垒成犄角之势护住了汉中首县南郑的东、北两面，正挡住了曹真、司马懿两路进攻的路线（而南郑西面因为有天下闻名的阳平关所以就不必耗费再筑城了）。诸葛亮也没有坚守两城，而是将主力屯于成固、赤坂，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应付曹、司马两路魏军（当然也说明蜀军兵力不足，不宜分兵抵御）；这一行动就雨纹的意见，表明了诸葛亮打算野战，也表明了诸葛亮对野战的自信心。而综观诸葛亮的屡次出兵，由他亲自指挥的野战是没有战败的，魏将也没有能战胜他的；无论是陈仓之战时的王双，还是雨纹接下来要说到的二出祁山时的司马懿、张颌（武都、阴平之战时的郭淮和五丈原之战时的司马懿根本不敢与他野战；而一出祁山时，马谡同志又是违亮节度，否则战果或许要改变了）。诸葛亮采取攻势时，魏军基本上都采取了坚守、固守、死守的战略，只有司马懿吃过一次苦头，所以他在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时，宁可装女人也不出战了。因此雨纹很想看看魏国采取攻势时双方的战争，那时魏军总不会千里迢迢来坚守不战吧（就如同看球赛一样，对攻战才是最精彩的，防守战就很乏味了）；若天不下雨，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很有悬念，只可惜老天爷不作美。

第五次战役是蜀汉建兴九年（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围祁山（雨纹私自称为二出祁山）。《三国志》《诸葛亮传》上这场战役只有短短二十五个字：“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给人的感觉就是：诸葛亮又无功而返了。但是，这二十五个字并不能完全反映这场大战的真实情况，陈寿不敢详写这场战役的原因是因为这时诸葛亮的对手由曹真换成了司马懿——陈寿写三国时的皇帝的爷爷，更因为皇帝的爷爷被诸葛亮大败；陈寿虽然是优秀的史学家，但不会随意拿自己的性命和前途当赌注，当然也不愿歪曲事实，所以他选择省略了一大块内容。
    就如雨纹前面说的诸葛亮早就在准备伐魏了，在建兴七年春天攻下武都、阴平后就开始准备了，当中即使有魏国大举来犯也没有停止伐魏的准备；而且和一出祁山不同，诸葛亮将后方的事完全放手，让李严全权管理，自己则专心致志伐魏。可以说在准备了两年，又没有后方政事来打扰的情况下，诸葛亮是要大干一场了。魏国这时也起了变化，大司马曹真正生病，新的三军统帅便换成了大将军司马懿。
    战争的经过，雨纹是参考裴松之引注的晋朝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及《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基本上是抄录《汉晋春秋》的，没有什么大的改动）。诸葛亮围攻祁山，司马懿奉命率军抵御，到达上邽后，司马懿留费曜等率四千精兵守上邽，自己率军去西救祁山。从这里开始司马懿先生的一系列行为令雨纹不解，而且有些啼笑皆非。
    诸葛亮听闻司马懿到来，留兵攻祁山（雨纹以为留的兵不会少，因为祁山的祁山堡是有名的易守难攻，所以诸葛亮分兵至少是对半吧），自己则率军向东来找司马懿。可是一直到达上邽竟然都没遇到司马懿，而费曜等却来迎击诸葛亮（看来诸葛亮带来的军队数量不足以吓住四千魏国精兵，雨纹想费曜等如此嚣张不会是诸葛亮只带了一万兵吧），于是诸葛亮顺便摆平了费曜等四千所谓的精兵占领上邽（真轻松）（司马先生在干什么？）（此战蜀军的战果是得到了渭水上游的天水郡重镇上邽，所以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可以直接出斜谷攻到郿西南的武功，因为他可以通过上邽顺渭水而下运粮，不再需要打下陈仓了），并收上邽周边的麦子补给军粮（司马先生究竟在干什么？），再向东走才在上邽东面碰到司马懿，原来司马先生是往东走的。雨纹真是莫名其妙啊！！！！！司马懿果然是高人，雨纹这种智商是理解不了他的高深的谋略，真不知道要西救祁山怎么会往东走？难不成司马懿先生知道地球是圆的，所以打算绕到蜀军后面夹击？司马先生遇到诸葛亮后敛军依险，不打；诸葛亮不想再理这位“高深莫测”的司马先生，回军了。司马先生又跟着诸葛亮要打（虽然好象是追赶，但按张颌的话却是“进前而不敢逼”，只是保持一定距离跟着，或许是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战略吧，哈哈）；等到“追上”诸葛亮后，司马先生“又登山掘营，不肯战”（雨纹以为应该是诸葛亮停下来等或回头迎司马懿，所以司马先生才慌忙登山掘营，依险固守）。等到手下的将官都觉得太窝囊，纷纷指责司马懿胆小要求出战，司马懿才下令在五月辛已这天分两路向蜀军发起进攻（不会是用激怒兵将的计策吧，不过即使是，也似乎没什么用呀），结果是魏军大败（虽然雨纹说的简单，但这是双方统帅的指挥能力、军事才能的对比结果），司马先生逃回大营继续固守。按照《汉晋春秋》上所记，诸葛亮得到的战利品是：“甲首三千级（是三千大大小小魏军军官的首级！！！），玄铠五千领（这可不是普通士兵穿的），角弩三千一百张（光看这些数据就可推测魏军的兵力了）（这场战役在《晋书》中的记载反而变成司马懿大败诸葛亮，斩蜀军万余人。雨纹以为如果真是如《晋书》所写，那这是场可以媲美街亭之战的大胜利了，陈寿在《三国志》的魏书中不可能不记载，而《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是晋朝人，应该不会、也不敢故意把司马懿的胜仗说成是败仗。因此雨纹认为房玄龄等人的这段记载参考的内容可能是晋朝官方美化过的记载，不可信。而司马光等人的看法或许与雨纹一样，所以《资治通鉴》是采用了《汉晋春秋》的记载而不用《晋书》的记载。）。

雨纹认为，二出祁山诸葛亮的实际作战能力、军事指挥能力应该得到肯定了。交战双方的具体兵力是多少，雨纹没有找到具体的记载，但是从魏军将官们认为不出战是耻辱以及费曜等四千兵就敢迎击诸葛亮来看，蜀军兵力应该不多，而司马懿的兵力肯定是多于诸葛亮的甚至是数倍。另外裴松之引注了《袁子》的话“亮率数万之众”（袁子又说诸葛亮用兵“止如山，进退如风”，古之帅才、将才有几人能被如此形容？），以及吴国大鸿胪张俨的《默记》中《述佐篇》论诸葛与司马的文章，其中提到 “提步卒数万”、“兵不满五万”（四万多兵士，而且兵种基本只有步兵）。雨纹以为，袁宏是晋朝人（是司马氏坐天下时的子民），张俨可以说是与诸葛亮同时期的吴国人，两人都即不是蜀国人又不是魏国人，所说的应该比较客观（另外裴松之注引的郭冲的第五事中说司马懿有兵三十余万，诸葛亮只有八万，虽然郭冲说的五件事就都如裴松之所驳的一样不太可信，但郭冲是西晋初年的人，与他谈论的又是司马懿的后代扶风王司马骏等人，所以这兵力的数目或许还是可做参考的）。所以雨纹以为诸葛亮六次战役中带的兵应该在四万到八万左右，传说的“十万兵”可能是虚张声势的“号称”或是魏国的夸大（刘备大举亲征东吴的兵力也只有八万余人[雨纹根据的是《刘晔传》中裴松之引《傅子》的记载。这是交战的蜀吴两国外魏国大臣刘晔说的话，应该比较符合事实]，而且是全军覆没，留给诸葛亮的会有多少呢。另外根据《后主传》中裴松之引《蜀记》的记载，蜀国灭亡时全国也只有“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虽然姜维屡次攻魏以及汉中失守可能损失了不少，但姜维损失的最多二三万，并且应该也有所增兵弥补；而刘禅没听从姜维的意见增加汉中的守备兵力，那汉中兵力最多应该在一二万左右，所以总共损失最多也不过四五万]，诸葛亮时期的兵力应该也差不多，所以诸葛亮不可能带兵十万。四万多的说法雨纹以为最为可信，以此推之，蜀军除去留攻祁山的部队外，与司马交战的兵力最多不过二至四万）。魏国的军队有多少，雨纹以为决不会少于蜀军。一出祁山时曹叡带兵五万镇长安，曹真、张颌有多少兵虽无记载，但曹真奉命都督关右，张颌奉命督诸军，两人相加的兵力也不会少，所以总共至少也有十万左右；司马懿的兵不会有三十万那么多，不过他是在最后两次与诸葛亮交锋的，魏国对蜀国的警惕度都是超过前几次的，而且在二出祁山之战中遭遇如此惨败后仍有足够兵力固守并在诸葛亮撤军时追击，兵力应该也不在十万之下。在兵力有不小差距的情况下，让敌人不敢交战只能固守，或只要敌人与他交战，就能战胜敌人的人，还是指挥能力有问题的人吗？还不能被称为优秀的军事家吗？难道一定要去用所谓的“奇谋”去冒险才算优秀的军事家，才算是指挥能力优秀吗？雨纹有点疑惑某些论点。
本来二出祁山是有大作为的，但这时蜀国后方出现了问题，李严派人通知诸葛亮说因为大雨不断，难以运粮，所以让诸葛亮赶快撤军。诸葛亮听说粮草难以运达，就撤军了，并在途中设伏将追击蜀军的张颌击毙（说说轻松，做起来可难，张颌是久经沙场的魏国名将，虽然《魏略》中说他本不想追击，是司马懿强令追击的，但即便如《魏略》所说，张颌也不是会轻易中伏的人。而且三国时使用防止敌军追击的埋伏之计的人很多，但雨纹没看到有谁能击毙敌军带队将领的，只有诸葛亮两次击毙敌军带队将领[王双、张颌]。雨纹以为这说明设伏的人了不起，这并不是没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的人所能做得到的，也不是一般的将才所能轻易做得到的）。
    可是等诸葛亮在撤军的途中，李严却又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并且上奏后主说诸葛亮是“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李严是 “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而《资治通鉴》上说李严“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己不办之责”。雨纹认为李严的表现说明：1、军粮是充足的（李严自己也说了）。2、下大雨或许有些影响运粮的时间或人力财力，但没有到李严所说的难以运粮（所以李严要杀运粮官岑述灭口）。这两点都是马上可以查出来的，所以李严在乘诸葛亮回来之前，忙不迭的先为自己开拓，然而李严的方法太笨拙，诸葛亮一出示李严写给他的信，李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雨纹真不知道李严为什么这样做，而且方法太愚笨（雨纹猜测是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托孤的重臣，刘备给二人的分工是李严管军事，诸葛亮管政事，现在诸葛亮却一手全抓了，李严或许已经有些不平衡了，再加上诸葛亮二出祁山节节胜利，大败司马懿，眼看要成大功了，李严有些嫉妒了，嫉妒的人做事往往是不顾后果的；当然这只是雨纹的猜测，是一家之词，究竟如何只有李严自己知道了）。

雨纹这里又要扯远话题了，大多数朋友都说诸葛亮不会用人，而首先提到的必是马谡。不错，用马谡或者没有正确使用马谡的确是诸葛亮的过失，但人不可能没有过失，雨纹以为即便是用人颇受肯定的刘备也有用人不当，譬如这李严。李严真有才能，这不否认（马谡也有才能，也不能否认），不过他在运粮这件事上的表现却像个笨蛋（雨纹觉得他的借口就象是小孩耍赖，不象是有头脑人做的事），雨纹以为光从这件事来看，李严也是个言过其实的人，刘备也是用错了人（按《李严传》中诸葛亮的上表来看，李严还曾经两次在诸葛亮出兵前留他镇守后方时，乘机要挟诸葛亮，要求升官加权；此人如此不顾国事只重名利，玄德真是看错人了）；而李严这次让蜀军在大好情况下撤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和马谡的过失是一样的，区别在于马谡使蜀军溃败，而李严只是使蜀军放弃了有利的形势；不过李严是有意让蜀军撤军，马谡的愿望并不是让蜀军败退，性质又有不同。所以雨纹以为老抓着诸葛亮的一次失误批评他，对诸葛亮是苛刻、不公平的（诸葛亮对李严的重用不仅是李严的确有才能，更因为相信刘备；而或许因为马谡的原因，诸葛亮更加坚信了刘备的识人能力，二出祁山时诸葛亮完全将后方的军政两方面大事都交给了李严，交给了刘备看重的人，自己一心一意去作战。可是结果很让人失望，正是这个刘备重用并用来帮助诸葛亮的人，使诸葛亮的北伐大计又一次破产了。雨纹认为正是因为李严的低级行为使得谨慎的诸葛亮更谨慎，使得诸葛亮更加不敢放手权力，也使得诸葛亮感到了茫然无助，在最后一次出兵时他不得不即管前线又顾后方，“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直至累死；诸葛亮之前虽然操心却还不至于此。所以雨纹以为诸葛亮累死很大原因是李严）。
    其次大多数人认为诸葛亮没有选拔出什么人才，对他的用人能力有所质疑。雨纹以为三国鼎立后，三个国家都没选拔出什么特别的人才，所用基本上是老臣旧将的后代。雨纹认为这是因为当势力形成一定规模，局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情况后，当权者几乎就没什么机会接触中低层的人才了，就不太可能出现刘备得关张的情况了；而得到人才的另一主要途径是通过大臣的推荐，但这时的有权力向当权者举荐的大臣也很少接触中低层的人物，多只能接触同是达官贵人的子弟亲属（达官贵人的公子很少有真正的人才吧，只能相对而言或有人才，如陆抗、钟会之类）；另外所谓的孝廉之类的推荐，多数也演变为推荐官宦子弟以博取上司的欢心这种情形。这样的情况下，也就不太可能出现司马徽谈卧龙凤雏，荀彧举郭嘉，周瑜荐鲁肃等的情况了；而所谓的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这个道理吧，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许多英雄都只是中低层的人物，曹操勉强只能算是中层人物；刘备虽是皇亲实际却只能是下层人物；诸葛亮隐居时，是一个二十多岁从没任何工作经历，只在家务农的人，虽有个当官的哥哥也只能算下层人物吧）。再加上人们口中的人才多指打仗的人才，而三国鼎立后，战争减少，这些作战人才也就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了（若非姜维屡动干戈，邓艾的才能只怕就埋没了），所以也就很少能发现什么军事人才了。诸葛亮提拔的蒋琬、费祎、姜维、邓芝、王平等等都是不错的人才，只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罢了。所以批评诸葛亮不会选拔人才是不客观的，雨纹认为历朝历代到了中后期（不少还是初期）就没什么人才了（即便有也是偏向政治型人才而非军事型人才），这是选拔人才的机制问题、是相对稳定的政局的通病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个当权者的能力问题（要知道兼备文武者到底不多，雨纹认为文武兼备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政略、将略兼备之人，二是策略、武略乃至大局战略等兼备之人。前者[其中的将略可等同于后者]可称为广义的文武兼备，后者则是狭义的文武兼备即所谓的帅才。雨纹以为三国时期可称得上狭义文武兼备的只有曹操、周瑜和诸葛亮，鲁肃、陆逊之流勉强而已，张辽、吕蒙、关羽之流还够不上，最多称为将才；而称得上广义文武兼备的，综观三国只有曹操和诸葛亮，周瑜、鲁肃没有政绩，东吴一定要弄个代表的话，那陆伯言勉勉强强。雨纹认为不是要文武双全才算人才吧，只要有一技之长皆可为人才。不过以上仅仅是雨纹的个人意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不必气急）（象天变雨纹这样喜欢乱发表议论的人，一定不会被诸葛亮欣赏的，只会像廖立、来敏等人一样被诸葛亮处罚了吧）。

第六次战役是蜀汉建兴十二年（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经过两年的准备，兵出斜谷，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於渭南，并约吴国共同发兵（雨纹私自称为最后一战）。司马懿经过上次惨败的教训，这次宁死不战，想等诸葛亮粮尽；但是诸葛亮因为运粮不方便，就“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雨纹以为司马懿这次又失算了，想等诸葛亮粮尽，而诸葛亮却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把渭水作为蜀魏的边境了（真正的蚕食）。而司马懿却只有等，毫无退敌的对策。只不过由于诸葛亮过于操劳而病逝，才没让司马懿出丑。
此战双方几乎没有正面交战，唯一的近距离接触只能算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率军追击，蜀军“反旗鸣鼓”作出反击之势，司马懿就急忙退兵了，当地的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诸葛亮在敌国的威慑力一览无疑，能让敌人惧怕到这样，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人？（司马懿老奸巨滑，胆略过人，怕过谁了？当然除了诸葛亮）（就如雨纹前面所说，对手的反应才是最客观真实的反映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而司马懿在看了诸葛亮布置的军营遗迹后感叹：“天下奇才也！”雨纹以为这是司马懿不经意间流露的真情，司马懿一生在军事上都没有其他的失败，而且对其他对手都游刃有余、轻松搞定，只除了对抗诸葛亮；只有诸葛亮让他惨败，让他束手无策，让他在手下将领面前威信降低（部下的将领竟然会纷纷当面指责主帅，可见主帅的威信）。雨纹以为从司马懿历来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充满自信的家伙，而且是个攻击型人物（无论是得汉中后劝曹操进一步攻蜀和曹操议迁都时建议联吴破关羽，还是灭孟达和平公孙渊都表明此人自信、长于攻击、喜欢攻击），然而面对诸葛亮，司马懿的自信心明显不足，而擅长的“攻击”在第一次是惨败，在第二次是不敢使用，这应该也能说明诸葛亮优秀的指挥作战的军事才能吧。
    或有人说司马懿或魏国采取守势等诸葛亮粮尽是正确的策略，然而雨纹仔细看看六次战役中只有陈仓之战是诸葛亮准备的不多，只不过一月左右就粮尽而退；而二出祁山之战，虽然是“粮尽”而退，但其实却是李严的谎报情况，严格说是蜀国内部发生矛盾，而非粮尽（况且李严谎报的是运粮不便，而不是粮草不足）；至于其余四战中除去蜀汉防卫战是防守战，其余三战都没有记载有粮草问题（至少雨纹还没找到），尤其诸葛亮最后一战就更无缺粮的情况（最后一战从诸葛亮在魏国境内屯田长驻、结好百姓并不急于进攻来看似乎有些象刘备在葭萌关“厚树恩德，以收众心”的情形。而魏军则仍需从后方运输粮草，一百多天的对峙，魏国消耗的人力物力将是巨大的，继续相持下去，痛苦的是哪方？各位以为如何？）。所以雨纹以为蜀军的粮草应该是充足的，只是蜀道艰险运输不便。而魏国的防守战略并不是十分理想，并不是象不少人说的是正确的战略，真正算得上成功的只有陈仓之战，但那不是诸葛亮准备充足的大举北伐，而不过是一场疏通道路的速攻战役。而魏国拥有十倍于蜀国的国力，在面对只带数万军队的诸葛亮，不但不能剿灭他，还由他自由来去，只能用大量的军队死守、固守，而诸葛亮一撤军就大欢喜相庆贺，却不敢如张辽追击孙权那样逼迫诸葛亮以取得胜利（虽有两次追击，但都是追击的主将被OVER了）。
    诸葛亮逝世后，还有魏延的问题。雨纹这里不想说魏延与杨仪二人谁是谁非，而想谈谈诸葛亮为什么不让魏延当接班人。这当然不象是《三国演义》中说的诸葛亮看出魏延迟早要造反，而是魏延的性格及为人行事所决定的。雨纹以为诸葛亮是重用魏延的，在诸葛亮当政期间魏延可说一直是武将中的重要人物，无论是官职还是倚重程度（而雨纹以为魏延因“亮制而不许”就“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贬低当权者这可是大忌，雨纹认为因为是诸葛亮才不计较，换成别的当权者或许魏延早就受罚遭贬了；廖立等人贬的不是诸葛亮）。但是为什么诸葛亮不让魏延接替他掌兵权呢？雨纹以为这是因为诸葛亮对关羽失败的了解，或许诸公要说这与关羽有什么关系？雨纹就先和大家看一下《魏延传》对魏延的描写：“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再看一下《张飞传》中对关羽的描写：“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魏延不是活脱脱又一个关羽吗（两人都勇猛、善养士卒而且同样的心高气傲看不起别人）？关羽失荆州丧命，正是由于心骄气傲，再加上和同僚的关系的不和睦（糜芳、傅士仁等是使其失荆州的原因之一，刘封、孟达等是使其被擒丧命的原因之一），这点诸葛亮自然非常明白。再看魏延，性格与关羽一样，能力即使比不上关羽但也应该差不到哪里去；但他与同僚的关系却比关羽更差：杨仪、费祎自不必提；董允、蒋琬或许是因为平常魏延桀骜无礼、状似不臣（想想连权倾朝野的诸葛亮也敢指责，有什么话他不敢说？）而且关系也不睦才“保仪疑延”；甚至同为武将的姜维、王平等也不愿站在他一边；种种可见魏延的群众关系了，这样的人当权的话，诸公认为后果会怎样？有关羽的前车之鉴（诸葛亮一定记忆深刻），诸葛亮放心的下吗？

雨纹曾看到有人说诸葛亮不能调和杨仪魏延的关系，是诸葛亮的无能，雨纹认为此话过激了，这是双方个性使然，诸葛亮最多只能劝服或压服，主要还是要两人克制自己与谅解对方（再说魏延也明显不只与杨仪不睦）。张辽、乐进、李典三人按《李典传》上所说“进、典、辽皆素不睦”，最后是他们自己以公事、大局为重相互合作，并非曹操的干预；同样是上级的命令，张、乐、李三人能因公废私互相合作，而魏延则违抗不遵（魏延虽然前半段说的冠冕堂皇，但更主要是他认为是给杨仪断后才不肯的，雨纹以为这正显示了是他私心在作怪，他断后掩护的是蜀军全军的安全撤退，而他偏偏要看成是他与杨仪之间的事，可谓公私不分），光从这点看魏延明显不如张辽等人，不足以委大任。另外东吴一面的周瑜、程普也是一例：按吕蒙的说法，周、程曾不睦到了“几败国事”的地步，但后来也不是孙权的干预，而是周瑜用自己的才能和气度征服了程普，这才是大将之风；魏延不能以自己的才能折服杨仪，还曾拔剑要砍杨仪，与一书生动粗，毫无大将风范,这也显示魏延不足以委大任。（诸葛亮遗命退军，雨纹以为是正确的。因为诸葛亮在军中的威信绝对不是魏延所能比拟的，这从魏延虽“善养士卒”，但他不遵从诸葛亮遗命，于是“军皆散”就可看出。那么诸葛亮的病逝对军心的动摇、对士气的打击也不是魏延所能稳定的，所以雨纹认为魏延想继续领军作战是过于肯定自己的能力而没有客观的分析军情，在雨纹眼中魏延常说此类盲目自信的言语）总之魏延的结果虽然冤枉、可惜，但归根结底就如陈寿评论的一样“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综观六次战役，多数批评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人，主要就是认为他频繁出兵、劳民伤财，没有战果。雨纹认为是因为他们将六次战役（或五次）都看成是北伐，把诸葛亮并非北伐的战役也当作北伐来看待，那自然是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了。
    首先关于频繁出兵、劳民伤财，雨纹前面就分析过了，第二、三次都非北伐，虽然出兵时间紧凑（建兴六年十二月、建兴七年春），但都规模不大，准备不多，耗费也不多（第三次又是赚的）；称得上北伐的只有第一、五、六次，而三次的发起时间分别为建兴六年正月、建兴九年二月、建兴十二年二月，很有规律的是相隔三年一次，所以并非是毫不准备、穷兵黩武的乱打（比起当初割据中原地带的曹操等小诸侯的几乎年年征战来说，不算多吧）。而按陈寿的话：“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这是劳民伤财的人所能得到的爱戴吗？其次关于战果雨纹前面也说过，阴平、武都之战可说是轻松完胜，几乎可说是兵不血刃取得二郡；二出祁山不但占领渭水上游的天水重镇上邽等地，而且重创了魏军主力。或许有人以为这样的战果太小，但雨纹以为他们过于高要求了，曹操花费了二十多年几经艰险才统一了天下的三分之二，难道要诸葛亮在短短五、六年内就动摇曹操二十余年的基业？这就是所谓动口容易动手难，站着说话不腰疼，此时已不是军阀混战时期了，象曹操在最后十年里也没能有什么进展。雨纹以为诸葛亮做的最差、最值得批评的是没有保重身体，如果当年刘邦在屡遭败绩时病死，哪有后来一统天下的辉煌战果？当年刘备在屡遭败绩时病死，哪有后来的蜀汉？
    六次战役说完了，雨纹的意见基本都在上述的内容中了；雨纹此时只想说诸葛亮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军事家都是杰出的，不管是在三国时期还是中国历史上。诸葛亮并非因为《三国演义》才受人爱戴传颂的，反而是因为他受人爱戴传颂才有了《三国演义》（其实雨纹从小并不喜欢《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前期过于挥洒自如，后期过于苦大愁深，反差太大）。雨纹想人们喜欢、爱戴诸葛亮的原因是他有杰出才能的同时，拥有许多的中国传统美德，这也是上司、同僚、下属、朋友甚至敌人喜欢、尊敬他的原因。虽然诸葛亮并不完美，但他的确是同时期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决少出现的全面型人物（不仅仅指政治、军事等才能，还有德、忠、义等德操，甚至于工匠技术、科学技术等等）。
    陈寿对诸葛亮“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於将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评语，雨纹以为是陈寿不敢过于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因为对抗过诸葛亮的人中有晋武帝的爷爷，所以才说诸葛亮的政略强于将略。雨纹以为陈寿还是认为诸葛亮有优秀的将略的，因为陈寿在说诸葛亮“理民之干，优於将略”后，马上又为诸葛亮辩解：“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并且最后陈寿用“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来总结说明是天意如此而不是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和军事才能所能改变的。而为《三国志》注解的裴松之显然也不满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但他并不是自己发表言论，而是引用了《袁子》《默记》《蜀记》中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中两篇是晋朝人写的，一篇是吴国人所写），其中对诸葛亮用兵的评价很高：“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率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袁子》）；“耕战有伍，刑法整齐”（《默记》）；“推子八陈，不在孙、吴”（《蜀记》）。说到这里，雨纹觉得自己太唧唧歪歪，其实所有对诸葛亮的评价，都不如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是否是诸葛亮自己说的，的确是最能表达诸葛亮的行事和心情），而雨纹的心情也只有杜甫的那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能共鸣（虽然雨纹和“英雄”二字差着十万八千里）。
    雨纹这篇文章可谓真正的“随笔”，是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没经过什么仔细整理，或许有些散乱，对看到结束的朋友们，雨纹非常感谢你们，请各位指正补充。

驳用人方面

 在这引用一下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领导人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顺便论一下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拨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拨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再来看下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说法来称之，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有条理的一个国家。在其执政最初二三年时间里，采取闭关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复蜀国元气，随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区的富饶，进一步充实了国力，再加上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蜀国毕竟建国不久，如果从刘备取得益州开始算起，一直到诸葛亮逝世不过就20年时间。而与曹魏已历三世前后4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不如曹魏历史长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执政水平也是较高的。做为同样是优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国政治总体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构建的。曹丕在其执政的六、七年时间里，也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措施，如颁布了一些有利或关心庶民的诏令；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政事；选用智谋贤德之士；推行九品官人之法。曹睿则在诸葛亮逝世前，也表现出比较优秀的政治才能。如在善为军计、明察断狱、容人直谏、不杀谏臣等方面，都有过比较杰出的表现。因此，在曹操、曹丕、曹睿前期（指诸葛亮逝世前），魏国的政治情况也是较好的，但曹魏要比蜀汉早建立20年，这20年时间对于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曹魏就总体政治局势来看，仍要优于蜀汉，其统治根基也要比蜀汉来得稳固。 

　　从军事方面来看。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是否强盛，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该国的军队的多寡。而兵与民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它具体表现为：兵来自于民，民众的数量制约着兵众的数量，这是一个绝对数量指标；另一个是相对数量指标，指军队的绝对总量与民众总数量的比例。因为兵是靠民养活的，所以兵与民之间必须要有个适当的比例。蜀国地寡人少。地不过一州，人口总数不过九十万。而曹魏却拥有九州之地。据《通典》上记载，魏亡时有人口440万之多！当然是诸葛亮执政时期，魏国是否有如此之多的人数值得疑问。但退而求其次地说魏国有三百多万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蜀国当时的军队总数约有14万左右，其平均不到二户就要养一名士兵的比例，几已到蜀国对军队承担力的极限。即使是这样，仍然比魏国40多万的军队，规模要小得多。故“蜀兵轻锐”这一情况，是客观实在的。

　　从经济上看。曹魏方面对于经济问题，一贯是非常重视的。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得兖州之时，其手下治中从事毛介就向曹操明确指出“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见《毛介传》）曹操对于毛介的建议非常赞赏。且曹操又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采纳枣诋和韩浩的建议，在许昌试行屯田，并任命枣诋为典农都尉主持其事，当年得谷数百万斛，取得了巨大成功。枣诋死后，任峻继任典农中郎将，在所有州郡例置田官，招募流民，组织生产，推广屯田。由于“屯田制”的实施，促进了曹魏的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魏国国力，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史称曹操屯田，“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见《武帝纪》注引《魏书》）这就为曹操统一北方和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原先许多不进行生产的流民、降卒转变为了生产者，据《国渊传》上所说，“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屯田制”还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而做为曹操的后继者，曹丕除继续执行“屯田制”外，还专门设置了“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负责筹划军粮，足食济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从蜀国来看，诸葛亮也同样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生产的举措。诸葛亮针对蜀国新败的情况，提出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令百姓安居乐业。又命李严移民2万充实汉中，使由于曹操大量迁徙人口而致荒芜的汉中，重新呈现出一片“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景象。（见《蒋琬传》）为了发展农业，诸葛亮十分注重兴修水利。他专门设置了堰官，并令1200名士兵常年驻守在当时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对其进行保护和治理。诸葛亮还十分注重对工商业的发展。他非常关心盐铁业的生产，并花大力气极大地利用和促进了蜀国的织锦业。诸葛亮一面身体力行，带头养蚕务桑，另一面设专职锦官，专门组织生产、调拨蜀锦。蜀锦是蜀国对外与魏吴两国通商的主要商品，其质量之精美，远胜曹魏。在增加蜀国国民收入的同时，诸葛亮又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诸葛亮的带动之下，蜀国的绝大部分官员，都节俭成风。在诸葛亮实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治国方针后，蜀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就主观努力而言，两国都差不多，而蜀国可能在主观努力上，还更胜一筹。但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效，也必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做为基础的。天下十三州，曹魏拥有九州，地大而人多，人多而物博。而蜀国所据的益州虽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和曹魏相比，终只为一州之富。且曹魏也有同样富饶的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此，就经济实力来看，仍是曹魏占有绝对优势。

再来看看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相背的问题。在三国鼎立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形势相对比较复杂，而当时效忠于汉室，仍不失为一面号召民众的旗帜。所以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则居汉室正统奉衣带诏讨贼，而孙权为汉室去残涤秽，三家都能在群雄割据，错踪复杂的形势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兴复汉室”这面旗帜的号召力，就越来越小了。曹、刘的相继称帝，已经无法再简单地去区分谁是所谓的国贼了。到了公元229年吴蜀订盟之后，“汉复汉室”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号召力，而逐渐转向了一种“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的观点。因此，战争的性质也没有什么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魏蜀吴三方都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国家，哪一家的综合国力最为强盛，哪一家就会得到士大夫和民众的支持。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所讲到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这是刘备集团若想兴复汉室，所必须据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群众基础。而在诸葛亮的历次北伐中，除了一出祁山时，造成曹魏关中震动，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其余数次北伐，始终得不到曹魏士民的有力响应。而强敌曹魏在历经孙刘两家彝陵之战实力都有所削弱后，实力显得越发强劲。蜀汉与东吴虽然在双方订盟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频频东出西击，但双方又都盼望对方能替自己于火中取栗，难以造成曹魏真正意义上的两线同时作战。对于当时实力最为弱小的蜀国来说，此消彼长，北伐的成功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了。 

　　最后，再看看两国的人才将帅。三国之中，以蜀国人才最少。袁子说过蜀国“小国贤才少”、“良将少”；孙盛指出“蜀少士人”；陈寿在谈到蜀国人才情况时说到“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习凿齿在对诸葛亮杀马谡时，所持有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观点，也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再看曹魏方面所派出与蜀交战的对手，个个皆智勇兼备，谋略过人。以前看过不少人一直认为“司马懿政治斗争是一把好手，战略上尚可，带兵用兵，未必比孔明强多少，”这里显然需要指出一下，司马懿是一个极富有军事韬略，善于用兵的强劲对手。说司马懿军事上运筹帷幄，机谋应变的才干，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件是司马懿攻杀新城太守孟达之事。孟达在按照常规逻辑估算魏军将在30天后到达之时，司马懿得到孟达叛魏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倍道兼行，仅用短短8天的时间便兵临孟达城下，16天攻陷新城，杀了孟达一个措手不及。另一件是司马懿征伐辽东太守公孙渊之事。司马懿正确地分析了公孙渊所能采取的抵御措施，顺利攻破了襄平，杀死了公孙渊，平定了辽东，如期完成了魏明帝所赋予其的使命。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司马懿料敌之智，用兵之法。张合，“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见《张合传》）。郭淮，“方策精祥”（见《郭淮传》）。曹真也是一位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指挥将领。桓范曾称赞其为“曹子丹佳人”（见《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可见其也是谋略过人的。陈寿说道：”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正是因为曹魏方面有着像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这样的强劲对手，使得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总是难以得到有效地发挥。

让我们再来看看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诸葛亮的历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而诸葛亮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魏明帝曹睿遣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驻眉县。令右将军张合率五万步骑增援陇上。蜀军先锋马谡在街亭被张合所破，蜀军进无所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此战过后，诸葛亮自贬三等，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第二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冬，诸葛亮利用东吴陆逊在石亭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之际，复出军攻魏。十二月，诸葛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因为曹魏方面已经有所准备，“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见《曹真传》）。郝昭据城坚守，诸葛亮围城20余日，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赶，被亮设伏所杀。 

　　第三次北伐。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营於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 

　　第四次北伐。建兴八年（230年）七月，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数道并进，会攻汉中。会天大雨三十余日，阻碍了魏军的进攻。蜀军以逸待劳，诸葛亮一方面积极组织防御力量，调李严率军2万增援汉中，自己亲率大军屯成固、赤坂迎敌。另一方面积极筹画反攻力量。他令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 

　　第五次北伐，建兴九年（231年）二月， 诸葛亮率军再次进围祁山，以新造之木牛运粮，令李严总督后勤粮草。此时，魏大司马曹真有疾，魏明帝令司马懿代真屯长安，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张合、戴陵、费瑶、郭淮，兵发祁山。诸葛亮率军于上圭迎击司马懿，初战诸葛亮击败魏将郭淮、费瑶，并乘胜大收上圭小麦以做军粮。在上圭东与司马懿想遇，懿敛兵依险，亮不得战，引军还。司马懿引军随亮，至西城，始终不与诸葛亮交战。魏将贾栩、魏平数请战，懿不允。诸将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五月司马懿使张合攻蜀将王平于祁山南屯，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诸葛亮令魏延。吴班、高翔迎战，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懿回营固守。祁山南屯方面，蜀将王平守备得法，张合进攻不克，亦回军。六月，蜀军因运粮不继退军，司马懿强使张合追击蜀军，张合不得已，遂进。追至木门中蜀军伏击，张合中箭而亡。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鉴于每次北伐，皆因粮尽退军，故于建兴九年（231年）后，就劝兵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兵三年，以做战时所用。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调动所能征发的军队，出斜谷，遣使约东吴孙权同时出兵，共伐曹魏。蜀军到达眉县后，屯于渭水之南。司马懿亦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亮。司马懿仍沿用坚守不出，待蜀军粮尽而退的办法，而诸葛亮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两军相拒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懿始终不出。亮送巾帼妇人之服至懿处，懿故意上表请战，以搪塞诸将。蜀军与魏军相持半年有余，于当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享年五十四岁。司马懿得知此消息，率军追赶。蜀将姜维令杨仪反旗鸣鼓，做反击状，懿不敢逼。蜀军得以结阵而去，入斜谷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能退生仲达。”懿因此自嘲道：“吾能科生，不便料死也。”（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及蜀军退，懿巡视蜀军营垒处，叹道“天下奇才也！”（见《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先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吸引魏军主力曹真部。而自己则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加之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当时的形势是：陇右五郡，三郡叛归蜀军，只有陇西郡和广魏二郡不服。只要能切断关陇通道，把这种优势保持一个月左右，就会占领全部陇右地区。（参照《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注引《魏略》记载：“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由此可见，取得陇右的关键就在于切断关陇通道，而切断陇道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守住由关中入陇的咽喉要地，街亭！诸葛亮令“才器过人，好为军计”的马谡率蜀军先锋部队镇守街亭，其用意就在于拒魏军关东援军于陇外，配合蜀军主力攻占陇右。也就是说在具体战术布置方面，诸葛亮做得面面俱到，实无可挑剔。街亭战败，完全是由于马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且又刚愎自用，参军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所故。诸葛亮所负有的，只是用人不明的责任，实与其具体战术用兵策略无任何关系。以此而言孔明用兵不高，何其妄也？！ 
 
　　再来看诸葛亮当时的情况。《诸葛亮传》注引《袁子》道：“蜀兵轻脱，良将少，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是以疑而尝之；且大会不求近功。所以不地也。”袁子讲得极为有理。蜀军兵微将寡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诸葛亮一出祁山，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对曹魏的大举用兵。彝陵战败后，诸葛亮苦心经营了五、六年，才有如今的这十万北伐大军。再反观曹操攻打董卓第一战时，由于不明敌军底细而遭伏战败来看，诸葛亮在未知中原虚实的情况之下，采取的慎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也。其二是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强行军的结果，势必造成部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讲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而陇西郡和广魏郡早已被魏军所占据，魏军坐拥坚城固池，且又以逸待劳。用战斗力遭受削弱的部队去直接攻城，这本身就不是智者所为。其三，当时的魏军并不同于刘备所率之军民相杂，战斗力不强的部队。 

　　诸葛亮第二次的北伐，面对的是遭魏国修整一新的坚城陈仓，“为人雄壮，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的宿将郝昭（见《明帝纪》注引《魏略》）和早有准备的魏军，因此无功而退。但郝昭所以全城却敌者，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所注的那样，“其才非成于攻者也，客主之势异耳。”而魏将王双却以为蜀军软弱可欺，想捡个“皮夹子”，便率军追赶。王双放弃坚城，而与蜀军打野战，这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诸葛亮设伏，轻而易举将王双除去。 

　　在诸葛亮以后的几次北伐中，又相继取得了不少局部胜利。这些又直接能反映出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我们来看看在北伐过程中魏蜀两国所遭受的损失。从损兵损将来看，蜀军除了第一次蜀军先锋马谡部伤亡较大（但蜀军主力却未有所损失），第二次攻陈仓时部队有些许损失外，其他的多次战役，基本上都是能胜则胜，不能胜则全师而退，人马的损失是不大的。而魏军除了在街亭之战中，大破蜀军先锋部队马谡外，其他几次都没有什么大的斩获。相反在余后的几次战斗中，连遭重创，先被蜀将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其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后又被蜀军击败，蜀军“获甲首三千级”。蜀军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由于遭受作战失利所导致损失的只有马谡一人，况且即使这个马谡也是被诸葛亮为明军法所斩的。而魏军的大将王双和“以巧变为称”的张合，却是被蜀军直接击毙的。再从丧失城池与人口来看。蜀国方面未有城池和居民遭魏军所掳。而魏国方面则丢失了武都和阴平两郡，被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而武都，阴平对于蜀军的占据关陇和从侧面保护蜀国不受魏军侵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后蜀国灭亡，就是被魏将邓艾于阴平处偷袭成功）。从损失的战略物资来看，蜀军曾乘胜大收魏国上圭郡外的小麦以做军粮，“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而且还利用在魏国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以供军用，“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见《诸葛亮传》）。也就是说，如果单从作战所受到的损失来看，魏军所遭受的损失要远大于蜀军所受到的损失。诸葛亮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面对强大的魏军和由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等魏之名将及所构铸的坚固防线面前，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性的进攻，并能给魏军予重创，极大程度地消耗了魏军实力，实属不易。还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和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羞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畏虎”和“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而司马懿曾说过“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见《资治通鉴》卷74景初二年）况司马懿并非不想消灭蜀军，且他曾两次令魏军追赶南撤的蜀军，但都无功而还，反而赔上大将张合的一条姓命。若以此观之，说诸葛亮用兵平庸，实难令人信服。

　　诸葛亮的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败。因为失败和未能成功还是有区分的。诸葛亮在北伐中，做到了“夫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而且战争本身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的（《孙子兵法。军形篇》）。从南征算起，到诸葛亮星落五丈原结束，诸葛亮一共才打了近十年的仗。在这十年时间里，诸葛亮虽说战功不著，但终无大败。反观曹操，曹操在其最初用兵的十年时间里，虽说胜仗打了许多，但败仗也打了不少。而且有些败得还相当的惨，好几次差点把命都给丢了。而诸葛亮在第一、第二次北伐中受到挫折后，并未一獗不振，相反吸取了作战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始终未给魏军以可趁之机。再看曹操，他倒是在一征张绣时，对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说到“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见《武帝纪》）。可结果呢？曹操在二征张绣时还不是照样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上了吗？不等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吗？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犯一次错误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再犯同一种错误，那他就有点问题了。诸葛亮即使再能用兵，只给他短短的十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北伐事业？要知道曹操在官渡之战后消灭十万袁绍军，且袁谭、袁尚又兄弟不和，但曹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用了八年时间来统一河北。况且诸葛亮所面对的对手，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而言，要战胜其的难度都要比曹操平定河北来得高得多。诸葛亮在各方面都不利于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又伺机给予对手以重创，胜负相当且从某各意义上讲胜还占得上风，仅从这点来看诸葛亮已尽了人为的最大努力了。而身为大军事家的曹操，他在诸葛亮尚未辅佐刘备之时，已经称霸中原，而当时的刘备尚无寸土之地。后及诸葛亮出山，曹操不仅未能消灭劲敌刘备，成就统一功业，反而令其一步一步取荆夺益，建立蜀汉基业与自己分庭抗礼，鼎足三立。若以此观之，曹操之军事能力未必便能高于孔明，且军事成败离不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综合素质等因素影响。单方面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来推断孔明拙于用兵，实非定论也！

最后再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若干补充。 

　　第一，诸葛亮所指挥训练的部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诸葛亮传》里记载道：“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又道：“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中又说到“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而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这些都讲到诸葛亮的军队纪律很好，不随意杀人和搔挠百姓的生活起居，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滥杀之举。因为诸葛亮在治军过程中，讲究注重“教化”。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教令》）诸葛亮治军，其军法军纪甚严。诸葛亮认为对于像“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误军”、“乱军”这七种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的表现，必须处于斩刑。（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斩断》）。在严明军纪的同时，诸葛亮又强调赏罚必须分明，他认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主张“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赏罚》）正因为诸葛亮重教化，严军纪、明赏罚，才能建立起一枝号令统一、纪律严明、勇于战斗的作战部队，使得10万蜀军在魏境中始终来去有序、进退自如，“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 

　　第二，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杰出军事思想家。 

　　诸葛亮出生于山东琅邪阳都。在这片齐鲁大地上，先后涌现过姜太公、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杰出军事家。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从小就对兵家思想有过极为深刻细致的研究。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思想中，不仅继承了前秦兵家的优秀理论，还有不少触及并超越了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可贵之处。最典型的要数诸葛亮对于士兵在战争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诸葛亮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见《诸葛亮集》卷2《兵要》）这里的“有制之兵”即是指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的士兵。这样，即使是将领的指挥才能稍差一点，也不一定会打败仗。相反如果部队政治素质差、战斗力不强，作战将领纵然优秀，也不一定会打胜仗。他还主张“兴战必用众心”（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喜怒》）和“察众人之心，扬士卒之能”（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军》）。在这里我特别把它和《孙子兵法》做个比较。《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讲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使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孙子兵法》是想蒙弊士兵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形势毫无所知，像羊群一样，只供将领驱使，而不发挥士兵的主观能动性。两者相比较，诸葛亮高度重视士兵在实际战争中所直到的作用，这不仅非常符合当时蜀国地处边陲，良才稀少的具体国情，又较前秦兵家在对待士兵的作用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完美的升华。从这点来看，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要大力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政治素质，实有异取同工之妙。 

　　第三，诸葛亮注重装备、讲求阵法。 

　　在冷兵器时代，小国寡民往往不是万乘大国的对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兵力的寡不敌众。管仲曾说过：“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蜀、魏相抗，蜀弱魏强。所以要想以弱蜀敌强魏，就必须在双方对抗中始终做到扬长避短。蜀军在军队绝对数量上，显然是无法起过魏国的，唯一可取的，就是加强部队的整体战斗力。除了前面所讲到的，诸葛亮在训练军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外，诸葛亮还通过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以达到使蜀军转弱为强的目的。在三国时期的所有作战指挥官中，没有哪位比诸葛亮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效。陈寿称其“长于巧思。”，又“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由诸葛亮改善过的蜀军兵器有弩、刀、斧、匕首、钢铠、铁蒺藜等。这其中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连弩了。史称其为“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见《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连弩杀伤力很强，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兵器制作革新。晋镇南将军刘弘赞叹道“神弩之功，一斯微妙！”（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魏将张合就是死于连弩之下，可见连弩在蜀军对魏的直接作战中，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不仅如此，诸葛亮还针对蜀道难行，粮运困难的情况，研发出新式运粮工具－－木牛和流马。由于木牛流马的相继研发成功，大大改善了蜀军运粮困难的问题。诸葛亮在前几次北伐中，每次北伐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但在其研制成木牛后的第五次北伐中，却从二月坚持到六月，长达四个多月。最后一次北伐，蜀军将新研发成功的流马投入使用中去，蜀军也从二月一直坚持到了八月，若不是诸葛亮病逝军中，蜀军还将坚持下去。晋将刘弘赞之为“木牛之奇，则非般模”。木牛流马在蜀军北伐战争的运粮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且陈寿在《诸葛亮集》中，祥细地记载了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也为我们后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诸葛亮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诸葛亮在春秋时期所研制的八阵基础之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余大吉先生在其所著有的《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中讲到：“它吸取前人八阵的优点，是八阵的集大成者，达到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诸葛亮在其完成八阵图后，也曾兴奋地说道：“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见《水经注》卷33《江水》一）。及蜀亡，晋武帝司马昭还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仗之法”。陈勰也很快掌握了诸葛亮的八阵之法及“甲乙校标帜之制”（见《晋书》卷24《职官志》）。在西晋时，晋将马隆仍以八阵转战千里，平定了凉州羌人的叛乱。刘弘称其为“推子八陈，不在孙、吴”。（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 

　　如何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军事家的标准？相对而言，一个人用兵才能反而是最不能反映其主观军事才能的，因为评判用兵的优劣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打胜仗，而影响战争战负的因素却又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单受个人主观用兵方法的左右。由于天道不公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诸葛亮战功不著。其实或许正如《后世纷纷说诸葛》的作者所讲的那样，诸葛亮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军事家，因为对于一个杰出军事家来说，赫赫战功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诸葛亮具备一个杰出军事家的一切主观素质，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看的是留眼泪了，眼睛是在是太累了。当然了，也有点感动的成分。作者也是实在太辛苦了，感动啊！！希望以后能多看到一些这样的帖子。也只有一偏又一偏的这样的帖子，我觉得这里才能叫做真正意义上的三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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